由美國對中國大陸經濟與科技崛起的不安，及其認為必須有新的國際制度來規範新經濟可窺知，在新國際制度未出現前，中美兩強將持續對抗。其次，在中美貿易戰下，不僅，也帶動全球供應鏈移轉及重組；為此，我台商若要在中美貿易戰中求生存，首先應持續推動產業升級，以求在全球供應鏈中取得關鍵地位；其次則應思考全球布局，以因應美方制裁；第三，應關注中國大陸加強自主技術的研發趨勢，以掌握中國大陸內需成長商機。

文：劉孟俊

　　隨著美國宣布對中國大陸實施2,000億美元清單的關稅制裁，中國大陸亦拒絕美國9月底的新一輪貿易協商邀請，中美貿易戰局勢再度緊繃。參考美國商務部的統計推估，實施2,000億美元懲罰性關稅將對中國大陸機電、傢俱玩具、紡織、基本金屬原料和製品出口商受到的衝擊將最大。當前美國將中國大陸定位為戰略敵手的首位，關切其經濟實力的逼近，主要試圖透過貿易戰屈服對方，使其遵循美國所主導的國際貿易體系。川普時代美對中的態度變化是最新的情勢，並強調有三轉變：首先，認為中國擾亂國際穩定秩序。中國過去視為不可少的夥伴，可融入支持美國領導之國際體系的國家，但現被視為擾亂穩定的修正主義強國。其次，美國兩黨一致認為中國威脅美國國家安全，可看出更強調強硬對抗中國崛起，也將中國視為威脅。其三，認為中國已威脅美國經濟競爭力。在經濟領域，許多美國企業智財權遭受竊取和審查，或其他中國不良貿易行為影響。(註1)

　　 自今 (2018) 年3月以來，美國總統川普在白宮簽署備忘錄，提出301調查認定中國大陸涉及強迫美國企業技術轉移、竊取美企智慧財產權及惡意收購美國高科技企業，自此研擬對中國大陸銷往美國的產品加徵額外關稅。另外，美國又依「貿易擴大法」第232條啟動針對鋼鋁的進口關稅，自3月23日起，對進口的鋼鐵和鋁分別徵收25%和10%的稅率，台灣與中國大陸均成為制裁對象，這項政策被稱為「232措施」。時至4月4日，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公布對中國大陸301調查徵稅產品建議清單，自此中美雙方展開一連串互加徵關稅行動，茲將雙方幾個重要實施時點及徵稅項目整理如表1：

　　 美中貿易戰顯示，美國對中國大陸經濟與科技崛起的不安，美國認為必須有新的國際制度來規範新經濟；在新制度未出現前，兩強將持續對抗。其中，美國對中國大陸的警戒主要是技術層面而非貿易。未來中國大陸自美國取得技術，不論是授權或收購企業將變得困難。美國國會於今年8月通過外人投資風險評估法（The 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 FIRRMA），強化對有外國政府參與外資的審查權，很明顯就是針對中國大陸。美中貿易戰帶動全球供應鏈移轉及重組，對跨國企業的意涵在於必須盡早思考其生產布局，國際供應鏈也可能隨之重組。對台商來說，如何持續推動產業升級，以求在供應鏈中取得關鍵地位，是在美中貿易戰中的生存重點。一方面應思考全球布局以因應美方制裁，另方面也要關注中國大陸加強自主技術的研發趨勢，掌握中國大陸內需成長商機。

美中貿易戰的衝擊面向

　　 最值得關注的是，美中貿易戰有可能誘發中國大陸經濟潛在的風險，將使其經濟成長受到不可忽視打擊，面臨財務風險、產能過剩和能源大宗通膨雙重壓力，並陷入輸入性通膨困境。在美中貿易摩擦持續升溫下，近期中國大陸經濟成長已出現減緩的趨勢，貿易順差持續減少、消費下跌、人民幣匯率重貶。受內外因素影響，當前中國大陸經濟成長可能下滑至6%，人民幣貶值、國際油價上漲、關稅推高進口價格等影響，物價膨脹壓力加大，CPI漲幅升至3%附近。另一方面，產能過剩壓力導致企業利潤下滑，更須注意的是金融與債務方面的風險正在升高。

　　 其次，美中貿易戰不單影響商品貿易，也可能加速台港等外資企業撤離中國大陸，進而衝擊當地製造業發展。美中貿易戰影響外資企業撤離，主要源於跨國企業以中國大陸為海外生產外包基地，並產生巨額貿易順差。從1978年到1999年間，中國大陸基本上是外國跨國公司的低成本生產基地。2001年中國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一個分水嶺，消除了中國大陸面臨出口關稅的不確定性，使中國大陸成為世界上最大外人投資地主國之一，並開始重點承接跨國公司離岸外包的業務。根據中國大陸海關總署的數據，2018年1-6月中國大陸對世界出口的41.58％是由外國跨國公司製造的。換句話說，中國大陸對美國的巨額貿易順差主要來自外國跨國公司。中國大陸在吸收外資期間，也有效取得跨國公司的技術移轉。中國大陸在高速鐵路、航空、汽車和風力渦輪機等關鍵產業的崛起與出口，證明了爭取外資技術移轉的戰略相當有效。透過吸引全球各地的外人直接投資，中國大陸已經從勞動密集型產品轉向資本密集型產品，邁向世界製造業的主導地位。

　　 川普擔憂的未必是美國跨國公司將中國大陸作為低成本生產基地，將中間財與最終財出口到美國市場。其關切的主要是中國大陸吸引外資與獲取技術移轉的能力，最終將提升中國大陸的產業競爭力。同樣的，川普或許擔憂的不是美中貿易逆差，而是隨著「中國製造2025」發展全方位製造能力，並可能超越美國技術創新優勢，這就是驅動「製造業回流美國」的原因。目前美國企業界對中國大陸的共識薄弱，主因是美國企業界在此問題上仍首鼠兩端。一方面，許多美國企業智財權遭受竊取和審查，或受到其他中國大陸不良貿易行為影響；但另一方面，他們在中國大陸市場仍擁有巨大市場獲利空間。面對此一現象，川普政策作為即於「美國優先」理念下，加速資金與製造回流美國。

中國大陸總體經濟浮現顯著轉折

　　 2018年全球復甦態勢出現轉折，中國大陸經濟下半年聚焦處理三大重點：中美貿易爭端、結構去槓桿與金融風險、投資成長率下滑過快等。而在目前「去槓桿、去庫存」的進程下，中國大陸經濟正處於信用與貨幣緊縮的過程，尤其不利於因應美中貿易爭端。

* 經濟趨緩

　　 美中貿易摩擦持續升溫中，近期中國大陸經濟成長不單減緩，貿易順差亦持續減少、消費下跌、人民幣匯率重貶。今年3月份以來，中國大陸社會融資存量成長速度開始大幅下滑，5月份創下新低，明顯反映出其總體經濟下行壓力巨大，金融緊縮與槓桿率提高已成為當前最大的風險。人行曾表示，隨著去槓桿及金融進一步回歸為實體經濟服務，M2成長率放緩可能成為「新常態」。2018年國家發改委在工作報告中，2018年M2成長率將與上年實質成長率基本持平。2017年M2成長率為8.2％，首次跌至10％以下，預期成長率可能長期降至個位數。（見圖1）

　　 觀察2018年上半年，中國大陸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較上年同期成長6.0%，成長率較上年同期回落2.6個百分點。以趨勢來看，幾乎自2017年後即逐月下滑，顯示其內部投資動能正在逐漸削弱之中。陸官方與學者的解釋認為，主要是因為第一產業和基礎建設的擴張步伐放慢。目前看來，投資成長率確有下降趨勢，但研判其與國內經濟陷入停滯較有關聯，未必受中美貿易摩擦的影響。

　　 近年來，中國大陸的「走出去」、海外併購與「一帶一路」都有大量資金流出，維持其外匯存底規模格外重要。尤其中國大陸對美元體系有高度的依賴，若美元外匯存底大幅度減少，人民幣發行的信用就面臨問題。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統計，中國大陸於2014年8月累計外匯存底達3.97兆美元的歷史新高，爾後逐年持續下滑，始於2017年初方略有回穩，近來2018年6月達3.11兆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後，中國大陸的外債快速擴張；2013年後，扣除外債的淨外匯存底逐年萎縮，截至2018年第1季，中國大陸淨外匯存底為1.3兆美元。中國大陸外匯儲備有相當一部分為外資企業所貢獻。若美中貿易戰造成外資企業大規模撤資，其後果不堪設想。

* 人民幣匯率走勢趨貶、經常帳餘額縮減與資本外流

　　 中美貿易戰升級對中國大陸經濟及投資信心的衝擊效果似逐漸顯現，預期下半年經濟情勢可能更為嚴峻。人民幣自從今年第1季末(3/30) 的6.28開始轉為貶值，累計至7月20日貶幅6.77已達7.8%。在美國聯準會維持既定升息步伐及中國央行採取寬鬆貨幣政策之下，人民幣兌美元匯率進一步於8月17日跌至6.88，創下一年來新低水準；9月21日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為6.8571。預期短期內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將有可能跌至7字頭。（見圖2）

　　 固然人民幣貶值有助於抵消美國加徵關稅對中國大陸出口的不利影響，但也加速其資本外逃及股市續挫的衝擊，進而加劇企業債務、金融資產及房市泡沫的風險。倘若中美貿易戰進一步惡化，中國央行可能被迫持續施展寬鬆貨幣政策，此舉將延後目前去槓桿及遏制金融風險的進展。中國大陸資本的淨流出將在2018年第2季擴大至37億美元（此前美元計算的淨流入量已於2018年6月恢復為淨流出）。

　　 中國資本流動的關鍵在於貨幣政策立場及中美經貿摩擦的發展。在美國持續升息，人行貨幣政策卻轉向寬鬆的環境下，下半年再次透過降準投放流動性的機率越來越大，與聯準會的貨幣政策分歧將使中國資產的吸引力下降。部分影響已反應在市場上，尤其人民幣匯價方面。預計中國淨資本外流將增加，但與2015年的大規模相比仍然言之過早，除非更深層次的利空出現，例如：中美貿易戰惡化程度及速度高於預期。

　　 長期以來，中國大陸的經常帳多保持順差，但近來已有逐年縮減的趨勢。中國大陸2017年的經常帳盈餘1,650億美元，少於2016年的2,020億美元及2015年的3,040億美元，甚至2018年第1季浮現少有的經常帳逆差。中國大陸2017年經常帳盈餘占GDP的比重，也從2007年的逼近10％大降為1.4%。究其原因可能與中國大陸政府近年來放寬進口與海外投資，加上貿易順差縮減是經常帳盈餘得以縮減的關鍵因素。（見圖3）

　　 北京當局宣布的開放措施對吸引資金或有積極作用，但仍無法與2015年相比，因為金融市場表現疲弱及資本回報率長期較低，個人及企業對外投資的需求將持續並增加資本外流。隨著資本管制比過往更加嚴格及企業離岸融資規模越來越大，加上人行可以調整外匯風險準備金率控制遠期沽空及逆週期因子控制即期匯率走勢，預期資本外流規模與2015年仍不可比。

　　 此外，中國大陸資本流動的關鍵在於貨幣政策立場及中美經貿摩擦的發展。有鑑於中國大陸股、匯市波動對亞洲金融市場的影響力增強，倘若人民幣進一步貶值將可能加劇亞洲資金外流的程度。

　　 近來中國大陸非金融部門槓桿率顯著上揚、經常帳餘額縮減與外匯存底規模減少、人民幣走貶等經濟層面不利訊號，透露其風險驟升的跡象。美國持續邁出升息步伐後，也促使中國大陸資金更加緊俏。今年上半年中國大陸P2P（網路借貸）平台大規模倒閉，根據官方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6月30日，已倒閉了721家，這些P2P平台出現兌付危機。網路金融平台頻頻倒閉一方面反映出中國大陸經濟整體下滑；另外，當局在金融領域去槓桿，造成市場流動性緊張，借新還舊的操作方式已難以維繫。

　　 在美國持續升息下，中國貨幣政策卻轉向寬鬆，又再次透過降準投放流動性的機率越來越大。美中貨幣政策分歧將使中國大陸資產的吸引力下降，將部分反應在人民幣匯價。預計中國大陸淨資本外流將增加，但與2015年的大規模相比仍然言之過早，除非更深層次的利空出現，例如：中美貿易戰惡化程度及速度高於預期。另一方面，基於穩成長的寬鬆貨幣政策，人民幣在短期內將持續面臨貶值壓力及波動，而匯價與利率息息相關，美中10年期國債利差從上年開始收窄，這推動了人民幣的貶值及加速資本外流。

* 非金融部門槓桿率躍升與系統風險

　　 中國大陸近年金融風險問題始終高居不下，尤其是非金融類企業債務等快速攀升，成為不穩定因素。中國大陸債務占GDP的比重已從2008年年底的141.4%，攀升為2016年年底的257%。其在2017年第3季達到歷史高點256.9%後，隨後略有下降於第4季降為255.7%。另與其他主要國家相比，中國大陸的非金融部門槓桿率已與美歐的251.2%與258.3%相近。中國大陸槓桿率在2008年後，極短時間內快速膨脹，意味著將在近期內非金融部門面臨還債的高峰期。（見圖4）

　　 另，根據國際清算銀行資料，中國大陸絕大多數的債務來自於企業部門。「標普」及「惠譽」國際評級機構均強調中國大陸經濟結構性風險依然存在，直言其經濟尚未穩定，正面臨平衡企業部門高財務槓桿水準的壓力。而在中美貿易摩擦加溫的背景下，更加深中國大陸高財務槓桿的不穩定情勢。

　　 至2017年累計達到17,057億人民幣，不良資產比例（不良貸款率）升到1.7%，上述統計未包括影子銀行(shadow banking)的潛在危機。國際清算銀行估計，截至2016年底，中國大陸影子信貸規模，約占GDP的32%。如果加上對最終借款人的間接影子信貸，則占GDP的54.8%。

　　 國際貨幣基金警告，中國大陸債務過高，恐爆發災難性危機。中國大陸地方政府2014年債務餘額達24兆人民幣。然而地方融資平台的債務，從官方統計中移除後，地方政府債務餘額2016年銳減至10.7兆人民幣，2017年又竄升回11.5兆人民幣。

　　 十八大以來，中國大陸面臨經濟成長趨緩、金融風險居高的根本困境。從「十二五」時期GDP平均年增7.8%，到「十三五」經濟成長目標已下修至6.5%，即可看出端倪。十九大後，預判包括三農問題、房價問題、銀行壞帳問題，及國有企業尋租、殭屍企業過多等問題，中共官方即便透過「系統化的管制」，甚至媒體控制，都將無法逃避。

　　 當前中國大陸面臨的關鍵難題恐是債務問題，其債務占GDP的比重已經從2008年底的141.4%，大幅攀升為2016年底的257%，而絕大多數債務來自於企業部門，政府債尚於可控範圍。估計2016年末，中國中央與地方政府債務負債率（債務餘額/GDP）為36.7%，遠低於歐盟馬斯垂克條約要求會員國債務餘額占GDP低於60%的警戒線。

外資企業撤離中國

　　 中國工資飆高之外，高房價、高地價所帶來的土地成本，也成為在中國的企業不能承受之重。此外，部分被定為「散、亂、汙」的內資企業也遭到當局強制關閉。彙整外商撤離中國的因素，大抵可分如下三大原因：

* 營運成本過高

　　 於中國製造的要素、稅賦與財務等三大成本，基本逐年上漲。中國大陸的土地、人工、原材料漲價、外資超國民待遇取消後稅收從15%增至25%，中國不再「物美價廉」。中國近年因為工資高漲，已經逐漸失去製造業成本優先的優勢，全國人均工資年漲幅8%名列世界第一。東南沿海地區的人均工資水準遠遠超過東南亞國家，人均工資成本是柬埔寨的4.3倍，越南的2.7倍，印度的2倍，印尼的1.8倍。美國工業用地地價僅為2萬美元/英畝，相當於2萬元人民幣/畝，如果按照中國現在許多縣城工業用地100萬元/畝算，中國工業用地成本已經是美國的50倍。相比其他東南亞國家，中國的土地成本、資金成本和勞動力成本已經失去優勢，以製造為主的外資等企業自然考慮向更低的成本窪地如越南、印度等遷移。面對目前美國祭出的10%-25%的關稅，使得在中國生產失去競爭優勢。

* 高價拋售股權獲利了結

　　 隨著中國成長放緩與進入人民幣貶值趨勢下，外資出於獲取豐厚的投資紅利，尤其內需服務業傾向於高價時拋售其資產。例如，2017年11月20日阿里巴巴以735億人民幣取得線下零售高鑫零售（歐尚、大潤發）36.16%的股權，相當於最近6季的營業利潤之和。馬雲的電商公司成為高鑫第二大股東，僅比第一大股東歐尚少 0.01%。此外，僅次於沃爾瑪、全球第二大的零售商家樂福(Carrefour)面對在中國業績不佳，於2018年1月23日正式公布，與騰訊就中國的業務合作達成初步協議，拋售其中國家樂福股權於騰訊。由騰訊與經營生鮮物流的永輝超市一同投資中國家樂福。此外，過去十年，外資大部分熱錢緣於人民幣幾乎單邊升值而來的，一旦單邊升值模式戛然而止，並進入人民幣貶值區間，預期熱錢將加速逃離。

* 外部經貿環境日趨緊張

　　 中美衝突、與周邊摩擦越演越烈，相關企業安全感頓失，如日資、韓資對陸新增直投明顯下滑。外資撤離既有經濟因素，也有政治考量。究其根本，仍是中國當下的綜合營商環境已失去吸引力。

　　 據中共國家統計局資料，2016年外資在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額僅為約1,211億元人民幣，對比2011年下跌62.94%。目前大陸各種跡象表明，貿易戰已經引起中國經濟狀況整體持續惡化，各行業龍頭外企紛紛撤離中國並關閉工廠。首先，儘管中國2017年出口總額達到2.26兆美元，美國2018年7月6日所徵收25%關稅的500億美元出口總額，僅是一小部分中國的商品出口。但是，對倚賴美國市場的外銷廠商來說，這已經面臨到緊要關頭。中國東南沿海出口業者在想辦法緩和衝擊，例如，有廠商打算直接拉高對美國客戶的報價，有公司想要先把產品運送到第三國、再出口到美國販售，部分廠商計畫將製造基地轉移到像是印度、越南與墨西哥等國家。

　　 如今台灣寶成鞋類代工，美歐商蘋果、希捷 (Seagate)、漢威聯合 (Honeywell)、菲利普，韓三星、樂金 (LG) ，日商松下 (Panasonic)、尼康、東芝(Toshiba) 、夏普、索尼無錫、蘇州日東電工、奧林巴斯、鈴木汽車等外商，已經或是正準備將生產線撤出工資上漲的中國，轉移至工資相對低廉的東南亞、印度、巴西等地，或直接在主要市場美國、歐盟等地建廠生產。其中，日商奧林巴斯逐漸將中國訂單轉移到越南工廠，目前深圳工廠僅剩下1,500人，僅為最高峰擁有員工1.5萬人的1/10。

　　 當前美中貿易戰期間，採購中國商品的國際企業也紛紛將工廠和採購地點轉移至海外。例如，美國沃爾瑪 (Walmart) 零售商有鑒於中國生產的大量化妝品類別已名列美中貿易戰加稅清單，便在2018年8月7日要求其化妝品供應商考慮在中國以外的國家採購商品。

中國大陸製造強國戰略與面臨調整

　　 中國大陸已成為全球最大的生產基地，結合其具潛力的龐大內需市場，成為推動產業轉型升級的籌碼。中國大陸製造業產值在2010年近2兆美元，約占世界的18.6%，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對世界出口貢獻在2012年達9.83%，亦超越美國的9.55%。但根據IMD，其工業生產力（Productivity in industry, 以購買力平價計算）大幅落後其他主要國家，此即為中共大力推動製造強國戰略的主要原因。以2012年為例，美國、德國與日本的工業生產力分別約為中國大陸5.3倍、4.3倍與3.1倍。

　　 習近平執政以來，中國大陸積極轉變其經濟發展戰略作為，在「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的發展理念指引下，追逐其「中國夢」。尤其，習近平對外經貿積極作為，由主導區域治理延伸參與全球治理，藉以突顯其大國崛起的形象。本文預判，中共十九大後，習近平將延續十八大未竟之功，對內強力推動全面深化改革，帶動其經濟成長模式轉型；對外則將持續推動中國版的全球化，並有效管理對外經貿磨擦。預期十九大後，中共將持續推動「全面深化改革」、「製造強國戰略」、「新型國際關係」、「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以及「一帶一路與新型全球化」。本文將聚焦以上若干重點議題，除了回顧過去作為，亦推敲十九大後中國大陸的可能走向。

* 全面深化改革與製造強國戰略

　　 十九大後，推動國企改革必然是首要且關鍵任務。國企是中國大陸實施政治資助、社會控制及經濟政策不可或缺的工具。而國企領域的財務狀況惡化，債務大幅增加，其規模之大已威脅到金融體系。雖然第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國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建設，但觀察中共當前作為，反而更強調黨的領導，且甚至擴及民企治理結構之中，此趨勢恐與建設現代企業制度背道而馳。

　　 十八大以來，製造業強國戰略為中國大陸的產業政策主軸。2015年5月，中共國務院正式印發『中國製造2025』，作為其製造強國戰略第一個十年的行動綱領。在經濟成長邁入新常態的趨勢下，除了增加本地研發活動與提升整體創新能量之外，亦將透過加速引進先進技術，協助產業升級與新興產業發展。為改善中國大陸製造業大而不強的體質，並且追趕工業先進大國發展智慧製造的腳步，期能由「中國製造」轉向「中國創造」；由「中國速度」轉向「中國品質」；由「中國產品」轉向「中國品牌」。

　　 當前中國大陸於產業發展需要的高階設備、核心晶片、控制系統、關鍵材料仍依賴進口，離自主生產仍有頗大差距。例如：中國大陸已成為全球第一大機器人市場，但在控制器和伺服電機等領域關鍵技術當前還是依靠國外。唯高端核心產業是推動產業升級和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這些領域的共同特點是投入成本高、風險與不確定性大。

　　 『中國製造2025』最終的目標是，讓中國大陸成為一個高效、創新的工業強國，能夠自主研發並生產高階產品、培育冠軍企業，取代外資企業在中國大陸銷售。即使該規劃或許不能完全實現未來10年廣泛普及智慧製造的目標，但是對於中國大陸，以及全球先進國家皆感受到其影響。

　　 預判十九大後，「製造強國戰略」的推動或將更緊密與開放型經濟新體制與「一帶一路」倡議相結合，將透過境外產業園區，帶動產能「走出去」。同時支持龍頭企業參與境外基礎設施建設，擴展技術及標準的影響範圍。中共官方雖打著開放經濟的大旗，仍將強力指導與投入高端核心產業的發展。

* 由「中國製造2025」帶動產業升級

　　 「中國製造2025」強調新一代技術應用以及綠色製造的內涵亦重塑外界對於中國大陸製造業的發展定位，藉以判斷其追求成為「製造強國」的重要依據。「中國製造2025」更將服務型製造作為重點戰略，結合供應鏈管理、售後服務、金融服務等領域來提高企業價值，促進企業朝製造服務化轉型。

　　 中國國務院 (2015) 印發「中國製造2025」，聚焦並深耕於五大工程（製造業創新中心建設、工業強基、智慧製造、綠色製造、高端裝備創新）與十大領域（資訊技術產業、高檔數控機床和機器人、航空航太裝備、海洋工程裝備及高技術船舶、先進軌道交通裝備、節能與新能源汽車、電力裝備、農機裝備、新材料，以及生物醫藥及高性能醫療器械），其戰略任務，在於提高國家製造業創新能力、推進信息化與工業化深度融合、強化工業基礎能力、加強質量品牌建設、全面推行綠色製造、大力推動重點領域突破發展、深入推進製造業結構調整、積極發展服務型製造和生產性服務業、提高製造業國際化發展水準（朱浩民等 2016）。

　　 為達成自主研發與自給自足目標，許多產業都訂定了2025-2030年前國內生產份額目標。如圖5所示，手機晶片、機器人與再生能源設備與等，分別高達40%、70%及80%。2014年起規劃設立規模近200億美元的「國家積體電路產業投資基金」，以及首期近30億的「先進製造產業投資基金」，則為此提供挹注。與德國「工業4.0」僅2億歐元的聯邦資金相較，差距非常巨大。當然這樣的差距不足為奇，因為後者是在既有先進技術基礎上，尋求智能與彈性化的生產（林瑋琦2016）；前者不但得試圖趕上，還要尋求超越。這種由政府一方面提供強力財務後盾，另一方面對國外競爭者設下有形與無形的市場進入商業活動限制，且已為識者評為具備「進口替代」特質的不公平措施 (Wubbeke et al. 2016)。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美中貿易戰情勢升溫，加上美國對《中國製造2025》有關政策相當敏感。但中國大陸內部已出現管制媒體對於《中國製造2025》相關言論的措施，官方已禁止媒體在報導中出現《中國製造2025》之字句。路透社統計，中國大陸新華社在2018年1月至5月提及《中國製造2025》超過140次，但自6月5日後便幾乎沒有再提過。以上顯示，目前中國大陸對《中國製造2025》的相關宣傳已轉為相對低調，但並不表示，其發展政策會有所放緩。

* 「中國製造2025」與國家隊的爭議

　　 由於中國的社會主義體制，國企扮演經濟主導角色，突出國家資本主義模式，中國的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與國企難有公平競爭機會。外資於中國的經營面臨投資限制，以及監管和許可程序上的限制等，尤其被迫進行技術轉讓、面臨智慧財產權和網路盜竊。中國製造2025是中國主導未來科技發展的計畫，其利用補貼、保護國有企業、技術轉讓和收購等方式，落實自主創新的目的。

　　 USTR301條款調查大致指責，中國大陸侵害智慧財產權的相關做法包括：中國的不公平技術轉讓制度，強迫美中企業合資，或是強迫科技技術轉移給陸企；美國企業在中國大陸註冊智慧財產權，卻無法享有中國大陸企業的同樣保障；中國大陸利用國家主權基金，指導和促進其企業有系統的併購美國公司和資產，以獲得尖端技術和智慧財產權，以網路入侵盜取美國智財權，商業機密資訊。因此，美國向中國大陸施壓，要在市場准入做出讓步。更重要是，為阻止中國大陸強制取得美國企業技術，迅速發展成為未來的經濟霸權。

　　 相對的，自習近平主政以來，實施《中國製造2025》的製造強國發展戰略，藉以提高製造業創新和工業基礎能力。並藉由陸企大量海外併購，企圖爭取製造強國與國際領導地位。近年來已有效提升中國大陸科技廠商的競爭力，並威脅先進國家產業的領先地位。

　　 特別是，中國大陸產業政策的核心所在強調「自主可控戰略」。所謂「自主」，強調的是關鍵技術、基礎技術領域的自主研發能力和智慧財產權；而「可控」則強調的是對應於產業的「安全」控管。簡言之，中國大陸「自主可控」觀點，係由國家安全角度出發，特別是爭取在關鍵供應鏈上的掌控力與發言權。致力於聚焦本土的自主產業生態體系，並力圖培育各領域的頂級本土企業。

　　 環顧習李執政後，力圖在持續推動改善產業結構的前提下，持續推進國企改革，期望做大與做強外，更要「做優」國有企業。中國大陸在產業目標與政治戰略的考量下，培育其企業國家隊（national champion）在海外積極布局，藉以發揮其大國政經影響力。2013年至今，中國大陸推出「中國製造2025」，以及「一帶一路」、亞投行等計畫等政策綱領，無論促進經濟轉型與深化改革，多與其培植優勢企業團隊息息相關。當前，中國大陸逐步形成「黨、政、企」三位一體的企業競爭模式，在國家資源挹注下，協助企業超越本身科技的發展侷限，培育其自主生態創新體系，企圖形成一批「高專特精」優勢企業，爭取全球市場競爭的主導權，並形成中國大陸相當鮮明的國家資本主義體制。在此政策邏輯下，預期美中等頂尖企業合縱連橫的國際競爭將更為激烈與白熱化，雙方均在爭奪全球產業的主導權。因此，產業科技戰與經濟體制即可視為美中貿易戰真正的核心爭議。

對台產業發展的意涵

　　 美中貿易爭端的核心多在於科技競爭，301清單，諸如此前的201條款、232調查，再如個別廠商的中興禁令等，預期將是美國用以遏制中國在先進製造領域崛起的主要手段。未來中美貿易爭端將會更多座落於「中國製造2025」的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特別是在中國現已嶄露實力的數位科技與AI人工智慧等領域。尤其是在中國企圖以國家資本主義挹注於先進製造發展的壓力下，對於以美國為首的自由市場經濟體系將形成劇烈碰撞。

　　 延續中美貿易戰的背景，美國當前對中國大陸龍頭企業啟動技術制裁，其實是劍指中國大陸新一代資訊技術，意在遏制中國大陸高科技領域的崛起。例如，中興（ZTE）是中國大陸國有之代表性「高科技公司」，於美中貿易磨擦中成為首要標的，但研判不會是最後一個受到制裁的中國大陸企業。類似技術封鎖型的制裁將會在近期內於中國大陸的高階製造（半導體、航空、通訊）頻繁發生。美方以此作為談判籌碼的可能性極大，但「鬥而不破」仍然可被看作是美中雙方的底牌，眾多的企業制裁或可視為談判籌碼的一環。

　　 以下有關美中貿易戰的影響，值得台灣關注：

　　 首先，中國大陸設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際，也需面對與美國關係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的挑戰。預期，因美方的壓力與中國大陸自身內部的氛圍，有關《中國製造2025》中央及地方的政策補貼，未來將會更加隱晦而不透明。長期而言，中國大陸固然將繼續擴大內需，並對外適度地擴大市場開放，或許可部分化解中美貿易爭端，然也不宜過度樂觀。

　　 其次，美中貿易戰未必能有效壓抑中國大陸科技發展。中國大陸潛力不容小覷，部分地區已經出現消費領先市場 (leading markets) 的能量，目前已匯集眾多的跨國企業研發中心進駐，並逐漸成為科研重點據點。因此，我國應密切觀察中國大陸各個地區的科技產業發展前景，以及掌握各地重要科技產業的布局。此外也應持續監測中國本土企業與跨國企業於當地的研發活動與創新連結網絡，掌握其可能引發的效應，包括跨國科技合作與其技術引進與商業應用的趨勢。

　　 其三，對台灣產業而言，有必要理解中國大陸參與制訂全球經貿規則的競合策略。特別是，我國對外策略需適應平台經濟迅速發展的生態環境下，網絡平台廠商關切的全球經貿規則制定，主要攸關其與外部生態系的價值創造與創新。我國或遲或早均需面對加入中國大陸平台經濟的必要，企業對談與協商，掌握關切的經貿議題與重點。

　　 對我國而言，強化與歐美供應鏈的連結之餘，面臨加入中國大陸供應鏈與否的抉擇。由於部分產業的競爭已逐漸超越技術、硬體而邁入內容、應用市場之爭，相關的主導權也全掌握於中國大陸手中。在未來，物聯網、雲端運算、大數據等新應用、新產品掀起另一波成長機會時，若可持續維持創新、轉向建立差異化的生產能力、內容供應能力，有助於強化與紅色供應鏈的議價空間。

　　 最後，美中貿易戰為全球前兩大經濟體的磨擦，勢必造成全球的動盪。當前全球經濟面臨保護主義抬頭，需警惕不確定因素有可能衝擊我國總體經濟安定性。因此，當前有強化總體經濟強韌性的意涵。有效因應外部風險事件所帶來的衝擊，同時加速由經濟衰退中恢復的能耐。台灣需持續強化國家經濟韌性。當國家面臨結構性挑戰與風險以及無法預期的天然災害時，經濟體仍可維持運作，且保有外部衝擊後加速復原的能力。(註3)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所所長）

註1 彭博社2018年9月6日題為《中國是怎樣從商業機會轉變為頭號公敵》文章。
註2 Reuters(2018). “Exclusive: Facing U.S. blowback, Beijing softens 'Made in China 2025' message.” Jun. 25.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trade-china-madeinchina2025-exclu/exclusive-facing-us-blowback-beijing-softens-made-in-china-2025-message-idUSKBN1JL12U.
註3 Rose, A., & Krausmann, E. (2013). An economic framework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resilience index for business recove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5, 7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