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在區域經濟整合趨勢逐漸改變，以及各國紛紛推出新產業政策的情況下，過去先進國家掌握設計、研發，並作為主要的終端消費，而中國與新興國家負責商品加工製造的國際分工模式，勢必也將出現相應的變化。台灣作為全球產業供應鏈的重要參與者，如何面對國際產業分工未來的趨勢，並找出因應策略，是台灣在這一波國際產業分工重組的過程中趨吉避凶的不二法門。對此，本文將探討國際經貿發展趨勢，以及國際產業競爭力變化，最後說明台灣經貿的優勢、挑戰及因應策略。

文：花佳正

2017年1月20日，川普就任美國總統後，即在1月23日簽署上任後的第一份行政命令，正式宣布美國退出TPP，同時間美國也啟動對各貿易夥伴國重新洽談雙邊貿易協定，希望透過新的雙邊協定取代過去多邊貿易協定，讓美國在國際貿易上獲得更公平的待遇。美國在經貿政策上出現大幅度轉折，被外界視為反全球化的重要指標，也讓其他國家開始擔憂貿易保護主義是否再次興起，使全球區域經濟整合的進展就此停滯。不過，若觀察世界貿易組織(WorldTradeOrganization,WTO)近期的發展趨勢，在大型多邊談判進度早已停滯不前的情形之下，取而代之的是「雙邊」或「區域多邊」類型的經貿整合逐漸興起，成為目前全球經濟整合發展的主要趨勢。 　　

另一方面，過去全球化快速發展的同時，雖然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經貿合作趨於緊密，但在開放市場的前提下，各國弱勢產業所受到的衝擊也隨之愈趨劇烈，也進一步影響到該國國內經濟環境，使得失業、貧富差距等問題惡化，讓民眾對全球化的疑慮造成國際與國內的衝突升高。這類對於全球化的反彈力量，也影響到2016年英國脫歐、美國總統以主張「美國優先」贏得總統大選，以及各國民粹主義政黨勢力快速崛起，成為未來全球經濟能否進一步整合的重大變數。 　　

隨著全球化趨勢出現改變，導致既有成形的國際產業分工型態也正逐漸轉變當中。尤其中國在過去一段時間的快速經濟成長過程中，依靠本國國內充沛的人口紅利，提供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加以政策上提供許多優惠措施，儼然成為世界工廠，讓許多先進國家紛紛將製造微笑曲線中段利潤較低的加工製造部門移往中國，僅保留前端設計、研發以及後端品牌行銷等利潤較高的部門在本國國內，並憑藉自身較強的消費能力成為商品的主要終端消費地。 　　對於後進國家在製造與技術研發上的追趕，主要先進國家亦不敢小覷，紛紛推出國家級的產業政策或規劃來做為因應，並檢討過去大量將製造加工生產移出的作法，轉為促進國內製造業回流並升級的政策方向。同時，在中國國內消費市場以及勞動等各項成本均隨著經濟快速成長之際，中國政府對於推動國內經濟結構轉型的需求愈趨迫切，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提出「中國製造2025」規劃，相關政策做法從金融資金、鼓勵研發、試點示範切入，以AI、基礎材料、互聯網來打造工業互聯網，進而推動中國整體製造業升級，完成製造強國建設目標。 　　

然而目前區域經濟整合趨勢逐漸改變，以及各國紛紛推出新產業政策的情況之下，過去先進國家掌握設計、研發，並作為主要的終端消費，而中國與新興國家負責商品加工製造的國際分工模式，勢必也將出現相應的變化情形。台灣身為小型開放的經濟體系，並作為全球產業供應鏈的重要參與者，如何面對國際產業分工未來的趨勢，並找出因應策略，是台灣在這一波國際產業分工重組的過程中，趨吉避凶的不二法門。對此，本文將探討總體經濟、區域整合以及各國產業政策來分析國際經貿發展趨勢，以及國際產業競爭力變化，並探討當前全球貿易最重要的事件—美中貿易戰可能帶來的影響，最後說明台灣經貿的優勢及因應策略，與可能面對的挑戰。

美中貿易戰的可能影響

一、美中貿易戰演進概述

　　2018年美國啟動一連串對中國的經貿制裁措施，其背後的本質是象徵著美國對於中國政策的戰略轉變，欲以較高強度的政策作為，以應對中國崛起的新興國際霸權挑戰，並迫使中國內部進行較大幅度的結構性改革。事實上，過去在WTO架構下，中國自加入WTO之後貿易快速成長，美國則深受其害，美國自中國進口金額自1990年代開始成長，2017年突破5,000億美元，也伴隨美國對中國貿易赤字也大幅增加。此外，美國對中國經常帳逆差占美國總體逆差比重，自2000年的18%，上升至2017年的46%，也導致美國就業的明顯替代效果，2001-2017年美國流失340萬製造業就業機會。但於此同時，中國並未走向經濟自由化和市場化、政治民主化，反而在經濟面走向「國進民退」的反市場化現象，並大幅進行軍事擴張，衝擊全球供應鏈，進行不公平的投資併購等行為。

　　美國川普總統指示美國貿易代表署針對中國竊取美國智慧財產權、強迫美國公司以技術轉讓換取市場准入的指控展開調查，根據調查指出，中國採取強迫、施壓和竊取等手段，不當獲取美國技術和知識產權，這種做法導致市場扭曲。因此，美國川普總統於2018年3月22日根據301條款的調查結果，宣布採取的三大反制措施，包括：提高關稅、訴諸WTO爭端解決機制、投資限制，並於2018年6月15日宣布，將對中國1,102項、合計約500億美元進口產品加徵25%關稅，分二波實施，第一波共818項，金額約340億美元，自同年7月6日起生效，包括航太和汽車等產業；第二波共284項，金額約160億美元。

　　面對美國這波500億美元的關稅清單，中國大陸商務部亦於2018年6月16日公布兩份對美課稅清單，總計659項產品，涉及貿易值約500億美元，自同年7月6日起生效。由於中國大陸對美國採取報復措施，且未改正其不公平貿易措施，故美國貿易代表署依川普總統指示，針對來自中國大陸2,000億美元產品(共6,031項稅號產品)課徵10%關稅措施。此後雖然兩國代表持續進行磋商，外界也一度由雙方釋出的樂觀態度解讀協商過程相當順利，不過2019年5月10日正式調高對中國價值2000億美元輸美商品關稅，由原先的10%拉升到25%，中國國務院也宣布反制，對已加徵關稅的600億美元美國輸中商品再提高關稅，最高稅率25%，之後美國又宣布對中國價值3000億美元商品加徵關稅清單，幾乎將之前未涵蓋的產品範圍全都納入。

二、美中貿易戰的影響層面

　　總計目前美對中提高關稅商品高達6,842項，金額達2,500億美元，以電腦電子及光學製品業占22.1%最多、電力設備及配備業占13.0%次之、機械設備業占10.2%、家具業占9.8%、電子零組件業占9.1%、汽車及其零件業占7%；?手機、平板、電腦不在清單內；電力設備及配備業以「其他電力設備及配備業」、「照明器具業」合占47.6%較多；機械設備業以「其他通用機械業」、「泵、壓縮機、活栓及活閥業」約占53.3%為最多。
　　在雙方持續透過關稅的手段處理貿易爭端，國際供應鏈也在這波貿易戰中受到影響，尤其過去三角貿易為主的供應鏈型態，將因美中貿易的情勢而轉變。如過去是台灣出口中間財到中國生產，之後出口至美國最終消費端，如今因關稅的緣故，大幅提高在中國製造轉往美國消費市場的成本，導致中國出口到美國的部分減弱；而中國方面，為了拓展美國以外的市場，也開始增加回銷到日本、東南亞等國家，甚至必須開始在非洲布局，同時在自己國內建構一套完整的生產供應鏈，作為外資在中國加工製造需求減少導致原料與中間財進口縮減的應對手段。

　　美中貿易戰對國際及我國經貿之衝擊方面，就全球的角度而言，經濟不確定性提高，對貿易政策的風險增加，可能會對企業營運和投資產生衝擊，如增加進口國消費者的支付成本、對國際供應鏈造成影響，廠商已出現轉單至不受關稅措施影響的第三地；對我國而言，以現階段課稅項目來看，對我國中間財出口影響有限(手機、筆電非主要項目)，不過若美國對中國其餘產品全面課稅後，短期對台灣出口影響恐加大，但也加速台商回台投資，台灣接單海外生產的比重持續下降，並分散台灣出口結構，台灣對美國出口比重也將持續上升，這都有助於我國的產業發展。此外，對於在中國的台商而言，過去台灣接單、中國生產、美國消費的三角貿易模式，美中貿易戰將影響台商投資生產布局和實際貿易操作，部分台商如網通設備、中低階自行車及零組件等產業，可望受惠轉單效應，採用移轉生產基地來因應。

三、台灣經貿的優勢、挑戰與因應

　　雖然美中貿易戰加速了國際產業分工重組，但事實上早在2008年金融風暴前後，台美中三地產業競合便已出現變化。在國際分工層面上，三角貿易的分工型態，由於中國逐漸成為除了美國之外的第二大最終財消費市場。而美國本身也追求「再工業化」，吸引製造業回流，使得三角貿易結構逐漸被打破；在科技發展與競爭層面上，原先美日大廠掌握關鍵技術及零組件，台灣掌握製程創新能力，中國大陸掌握低廉土地勞動資源，台美中三地生產要素之比較利益明確，反映上中下游產業鏈分工模式，也受到中國透過技術引進及研發投入，逐漸掌握越來越多上游關鍵技術，同時中國勞動成本上漲及環保要求日趨嚴苛的影響，使得台美中三地之生產要素比較利益分工界線日漸模糊；在經貿整合趨勢層面上，金融風暴後全球經貿整合朝向雙邊化，區域化發展，中美兩大強權貿易競爭態勢不斷上升，台灣在世界貿易參與中有被邊緣化危機；在服務業出口層面上，數位經濟潮流與新科技創新下，創新服務模式之輸出以及專利授權金成為各國出口競爭力來源，透過實體進出口貿易帶動經濟成長的能力日益下降。

　　此外，隨著資通訊進步，帶動網路服務興起與消費習慣的改變，全球產業已從網路時代朝向行動與物聯網世代邁進，加上連結設備數量與資料產生數量的增加、大數據與軟硬體效能的提升，產品與服務轉為以應用端與使用者為中心，從銷售產品轉向提供服務，帶動人工智慧應用的興起，台灣產業也面臨智慧時代來臨。而對台灣產業來說，主要面臨的關鍵轉型方向有三：(一)智慧化科技：如AI、先進半導體製程、下世代通訊、感測技術、大數據分析技術等；(二)跨領域應用：如智慧商業、智慧交通、智慧家庭、智慧醫療、智慧能源、智慧製造等；(三)創新經營模式：如O2O、大量客製化、社群媒體行銷、群眾募資、平台經濟、共享經濟等。
　　在這樣的情勢之下，台灣首先應善用當前自身優勢，尤其在產業方面，半導體、光電、資通訊等產品在全球市占超過七成；晶圓代工業產值占全球67.4%為全球第一，下游封測業亦為首位；IC設計業占全球產值21.5%，TFT-LCD產值亦居次；個人電腦產品產值居全球第三，顯示台灣在IT產業不論是研發、製造均具備全球頂尖的實力。然而美國企業發展出平台與應用服務主導了IT產業價值鏈發展，不僅壓低了硬體價格，也削弱台廠OBM及ODM的角色，使得美國企業得以直接與OEM廠商合作，因此，台灣應持續透過發展當前擁有優勢技術、創新、品牌的「中堅企業」，使在全球市場具不可取代的國際競爭力。

　　另一方面，面對美中貿易戰持續延燒，針對台商布局，在未來可能因應方向上，政府應根據不同廠商生產型態給予相應的協助：(一)兩岸均有生產基地之廠商：已出現調整生產配置的情況，可了解此類廠商需求，配合改善台灣投資生產環境；(二)目前無在台生產基地，但有回台之規劃的廠商：了解其投資規劃與需求，配合國內產業發展方向，強化相關協助；(三)目前無在台生產基地，但規劃前往南向國家投資的廠商：積極了解其投資規劃與需求，配合新南向相關政策，協助與南向夥伴國溝通優惠投資條件，並加強與台灣之產業連結。

　　在面對目前已然成形的主要區域經濟整合的情勢上，除了提升企業全球競爭力及國際布局以降低貿易風險之外，積極洽簽雙邊及多邊自由貿易協定，降低產業出口成本，同時平衡出口廠商降稅商機與內需型產業面臨的挑戰是主要的課題。鑑於台灣主要出口集中於美中兩國，雖不屬於CPTPP會員國，然會員國中有部分仍占我國出口不小比重者，若得加入CPTPP第2輪談判，應可提升企業全球競爭力及布局，降低貿易戰風險。若能加入CPTPP，將有助於台灣的紡織、石化塑膠、建材、鋼鐵、機械等產業拓展在越南、澳洲、馬來西亞、墨西哥等會員市場。

　　最後，針對當前客製化及歐美國家再工業化興起，加上工業4.0與中國啟動「中國製造2025」所帶來的新工業革命趨勢，以及網路創新經濟翻轉產業版圖(如Google、Facebook、Amazon等)，和行動網路創造新商業營運模式(如共享經濟、物聯網等)所帶來的數位經濟崛起趨勢，對此目前已有許多國際大廠來台設置研發中心，如Google宣布啟動「智慧台灣」計畫，釋出逾300名職缺，期打造亞洲AI戰略基地，並與台清交等學校聯手成立AI創新研究中心；微軟預計2年內招募100人，5年內招募共200人，投入3,400萬美元(約台幣9.9億元)於台灣設立AI研發中心；IBM預計招募100位分析師，並藉其培育台灣校園與社會新鮮人，成為未來種子部隊，未來可望於台灣發展雲端研究中心；英科智能宣布成立台灣子公司，培育AI人才及成立亞洲AI研發基地，與台灣政府與民間公司、研究單位一同合作，提出培訓計畫等，均顯示台灣在上述兩項趨勢上具備研發與人才優勢，台灣必須藉此機會重新定位在全球產業鏈的角色，掌握新經濟發展契機，才能在這波國際產業分工重組與新區域經濟整合的趨勢中，找出長遠的生存之道。（作者為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二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