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鑑於近來國內外情勢發展無一不對臺灣產業發展帶來深遠的影響，工總2021產業政策白皮書第二章建言總論，乃以「變局」為題，分從「公共治理」、「數位轉型」、「環境能源」、「兩岸關係」等四個層面切入，梳理台灣當前重要課題複雜的來龍去脈，並就問題的癥結點，提出「協助產業度過疫情難關」、「均衡產業結構」、「擴大基礎建設規模」、「從碳中和路徑發展綠色經濟」、「確保穩定供電」、「『親美睦中』應是我國對外關係主軸」、「強化在全球供應鏈上的多元佈局」、「協助中小企業強化競爭力」、「建立友善的企業經營環境」九大解方，期望政府正視並納入政策制定參考。

文：編輯部

近年來台灣經濟表現屢創佳績，在貿易、投資等領域都有相當好的表現。各項數據反映了產業長期發展脈絡，也預示了我國未來經濟與社會的走向。 

在對外貿易上，包括出口連續增長，電子、資通訊產業為出口主力。十年間，半導體產業占我總出口占比從18.1%翻倍至35.5%，為台灣經濟重要命脈，維繫產業優勢需投入更多心力與資源；對中國大陸及美國出口同時創新高，美中貿易戰更加凸顯台灣在科技爭霸中的關鍵地位，但也勢必面臨更多地緣政治風險的挑戰。「一個世界，兩套系統」也將改變台灣產業在人才、技術與投資等層面的整體布局。 

從營收層面觀察，三大科學園區2020年的營業額首度突破3兆元，較前年成長15.03%，對於帶動國內就業、地方產業發展有正面意義。同時上市櫃公司今年首季大陸及海外投資獲利分別達新台幣1,075億元及2,598億元，皆創10年來首季獲利新高，比去年同期增加3,153億元。台灣內外布局有成，各生產基地能夠有效分工，形成互相支援的網路，在全球供應鏈重組之際擁有更多籌碼與調度能力。 

最引人注目的是，台灣人均GDP將於今年首度突破3萬美元，距離2011年的2萬美元只花了10年的時間。儘管GDP的計算定義與強勢新台幣對於數據帶來拉抬效果，但仍一定程度反映台灣整體經濟向上的趨勢。 

伴隨亮眼的經濟數據，台灣接踵而來的挑戰更甚以往，無論政府或是產業都不應沉溺於經濟數據中，對於新局勢須有更前瞻的規劃與創新的應對措施。 

美國拜登總統上台後，反中態勢依舊，並藉由更縝密的合作聯盟與法規推動，美中長期戰略爭霸態勢已定，為全球發展最大變局。在此情勢下，各國建立自主產業生產體系的態勢更形強化，台灣被動被推上美中交鋒前緣，處境更為艱難，產業界更是如履薄冰。但弔詭的是，中美貿易科技戰延燒至今，中國大陸因疫情控制得宜，美國也藉由提高疫苗施打率走出陰霾強勁復甦，兩國GDP成長率預估今年分別可以達到7.6%與5.7%，「強者恆強」。兩者間的競合同時為世界帶來更大的風險，但也啟動更大的復甦動能。我國對外經貿戰略更應著重從產業角度思考，持續保持在高科技領域的領先地位，在技術取得與市場維繫間取得平衡。 

今年6月於英國召開的G7領袖峰會，史無前例的關切兩岸問題外，也提出許多值得我們持續留意的發展趨勢。英國金融時報整理出五個共識值得關注，第一是包容，過去全球化好處僅被少數國家壟斷未普及全體，未來疫後世界重建需要各國攜手努力；第二是韌性，全球供應鏈中的企業都需要有更強的韌性面對危機；第三是分散供應鏈，第四是企業與政府的關係應為夥伴關係；第五是經濟發展不應只追求增長，環保、健康、社會發展將更重要。未來全球的經濟趨勢，並非追求永無止盡的高成長，將更著重永續、合作與整體均衡發展。 

碳關稅就是綜合上述趨勢的最重要議題。歐盟預計在2023年課徵碳關稅，可能改變目前產業生產模式，企業願景也更需重視環境、社會和企業治理（ESG），並進一步調整內部營運規範，適應全新的國際準則，對於供應鏈及貿易的衝擊更是不容小覷，產業版圖也將可能重新洗牌；而疫情也加速數位轉型推動步伐，如何不在這些議程落後，該是台灣須加把勁之處。 

台灣雖迎來近年來最大的投資潮，但在有限資源與疫情衝擊下，產業面對水電供給、原物料高漲以及人力資源不足等諸多困境，折損台商回台效益。全球更關注缺水是否對於吃緊的晶片供應雪上加霜；今年入春以來，缺水斷電等能源危機，也讓各界留意到天災與人為疏失交織帶來的巨大風險，亟需政府全盤檢討公共政策的推動方向與問題癥結，提升政府治理效能，恢復國人與產業對於台灣未來發展的信心。 

COVID-19在全球蔓延一年多，台灣去年防疫有成，產業也得以正常運作，成為全球讚譽的典範。但今年5月因防疫破口造成本土傳染案例快速升高，疫情除對人身安全帶來威脅，個別產業公司也頻傳感染案例，對於產業營運帶來不小衝擊。產業是台灣經濟發展重要命脈，期望在政府協助下能建立安全防線，讓台灣的企業維持穩定營運。 

台灣當前重大議題 

面對國內外各種局勢變化、重重挑戰，我們也從下述「公共治理」、「數位轉型」、「環境能源」、「兩岸關係」等四個層面切入台灣當前的重要課題，變與不變，都須藉由群體智慧，梳理複雜的來龍去脈，同時找出問題的癥結點一一化解克服。 

第一、疫情下對於公共治理的反思 

今年5月，防疫破口讓COVID-19蔓延，恐慌情緒與挫折感籠罩全台，意見紛雜也造成社會不同立場群體的對立，與去年台灣防疫有成的氛圍截然不同。 

疾病管制署為防範COVID-19傳播，在去年疫情爆發時即成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統籌整合各部會資源與人力，並召開跨部會指揮中心會議及專家諮詢會議，無論是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與第一線的醫護人員承受極大身心壓力，民眾對於政府在疫情上的控管感念在心。 

但此次防疫為何未竟全功？癥結在疫苗採購進度延宕、未能進行全民普篩、疫苗施打率偏低，對疫情未能建立完整的防護網，讓疫情在今年5月快速爆發，使全台進入三級警戒，嚴重影響全民生活與經濟。從防疫初期開始，包括普篩、疫苗採購以及防疫措施等多個防疫環節，因政府未能做好超前部署的工作，而削弱防疫效果，成為各界關切的焦點。政府在防疫過程過於執著於「零確診」數字的迷思，以致於在防疫措施上失去先機，外國媒體與外商對此情況表示：Pride comes before?a?fall(驕兵必敗)。對此次防疫成績的先盛後衰，全國都須引以為鑑。 

產業為我國維繫經濟發展的重要命脈，在確保全民安全無虞的情況下，政府更須同步重視產業防疫需求。疫情期間，許多民間組織與企業團體自願在政府採購疫苗受阻時，透過多元管道協助採購疫苗並捐贈政府，以滿足國內防疫需求，展現企業的國際斡旋實力與雄厚財力。這些豐沛的民間力量就是台灣最堅強的軟實力，彌補因政治因素或法規限制帶來的效能延滯。在民主政治體制下，政府應以更正面態度善用民間在全球產業網路的能量及產業資源優勢，不宜處處阻礙。「同島一命」不該只是一個宣傳口號，任何方向精準的政策，都須藉由政策資源適當配置，長期持續耕耘，並在國內形成共識相互配合，才能讓政策加速具體推動落實。 

除了政府必須借重產業力量推動政策外，中央與地方政府在政務上協調分工也是各界關注的焦點。2010年後六都陸續改制成立後，地方自治往前邁進一大步，使地方發展的目標能夠加速推動，台商大規模回台投資則增添柴火。但中央與地方政府之權限屢傳爭議，從台中市訂定的「臺中市公私場所管制生煤及禁用石油焦自治條例」被行政院宣告無效，到諸多能源、環保案例，中央與地方都有不同見解與考量，並且相互拉扯。雖然在我國憲政體制當中，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在憲法第107條至第110條當中已有明訂，相關規範則分布在財政收支劃分法、地方制度法以及地方稅法通則中，但許多危機與爭議仍須仰賴中央與地方以協調方式謀求妥適的解決方案，方能帶來更好的施政品質與結果。「在地經驗、產業智慧」應是政府在施政上政策制定依據與重要資源。 

第二、新情勢下的數位轉型 

疫情後，全球各主要媒體都用了用一個名詞「New Normal」，來形容COVID-19疫情過後的世界。國際信評機構穆迪（Moody’s）在去年歸納疫情將帶來六大「新情勢」，包括多數經濟體經濟增長恐將減弱；利率將持續偏低；全球貿易行為將更加分散、消費者習慣改變將加速技術創新；政府將有更多的社會責任與監管，但不平等現象加劇將導致社會凝聚力下降；環境、社會和企業治理（ESG）將更加受到重視。 

各國為挽救疫情帶來的衝擊與改變，紛紛端出對應政策，包括歐盟提出7,500億歐元「下世代歐盟」計畫，聚焦推推動綠色新政和數位轉型；美國政府和國會達成1.2兆美元基礎建設協議；中國大陸「新基建」計畫將投入10兆元在七大領域，推升經濟成長及振興高科技?業；日本及南韓特別針對中小企業提供數位轉型與綠色經濟方案。可見全球各主要經濟體都將數位轉型、科技創新作為國家產業升級的重要策略。 

面對數位時代到來，行政院於今年3月底通過組改草案，數位發展部預計在2022年成立，未來該部將整合電信、資訊、資安、網路與傳播等五大領域，備受各界期待。近來國內外資安外洩與遭受網路攻擊事件頻傳，資安問題、消費者權益保護的問題，都會是數位發展部面對的首要挑戰。 

台灣產業的數位轉型攸關國家整體競爭力提升，政府需要提出更完整、跨產業別的發展策略，協助傳統產業及中小企業推動數位轉型。數位科技的應用也將改寫傳統產業的運作規範，但也同時帶來跨境與跨域的數位商機，也考驗國家數位治理的效能，都是政府思考的新議題。 

第三、全球碳中和趨勢下的氣候政策與能源供應 

經濟的零碳轉型是疫情之外，台灣必須面對的另一項挑戰。為因應日趨嚴峻的地球暖化與極端氣候問題，美國重返巴黎協定，歐盟通過氣候法，中國大陸全面啟動碳排交易制度，全球主要國家對碳中和（Carbon Neutral)都做出不同進程的承諾。蔡英文總統在今年的世界地球日宣示2050淨零碳轉型也是台灣的目標，將規劃淨零碳可能目標路徑。由於我國現行「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條文內容不足以涵蓋零碳轉型所需的政策工具，執行現況與政策目標也有相當的落差，減碳目標仍然設定在2050減碳50%，遠遠落後國際2050碳中和的趨勢。鑒於歐盟預計將於2023年實施碳邊境調整措施（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asures，CBAM)，如果不能妥善因應，將嚴重影響我國對外貿易及我國產品在國際的競爭力。 

台灣在碳排放一年約2億6千噸，雖占全球比例不高，但人均碳排放量約為12噸，屬高人均碳排；全球碳排最多來自於工業，但台灣排碳最大占比是能源發電，高達55%，而台灣最大發電來源是火力發電，這都是台灣在推動減排政策上須針對台灣環境特性發展進行特別規劃的專項，並且思考2025非核家園政策的能源配比與推動2050年碳中和的路徑是否一致，尋求調和兩者的可能性與關聯性。 

2017年8月15日我國發生無預警大停電到今年513及517因興達電廠造成的全台大停電，都讓產業界對於未來供電穩定性產生重大疑慮。我國新能源政策以「展綠、增氣、減煤、非核」之發電配比為方向，但再生能源開發進度落後，各界關切是否能如期達標。再者，興建天然氣第三接收站也面臨生態保育的爭議，尤其未來天然氣發電的比重將占台灣整體發電量的50%，由於我國天然氣全賴進口，且儲量有限，從最近長榮海運長賜輪擱淺蘇伊士運河事件，使全球油氣運輸最繁忙的航道頓時陷入癱瘓來看，隨時可能對台灣造成斷氣的危機，令人感到憂心。再生能源執行的進度以及電源調度方案都將是政府在能源議題上的挑戰。 

第四、日益嚴峻的兩岸關係 

兩岸關係是台灣所有政治、經濟問題中最根本的問題，萬變不離其宗。無論未來台灣動向如何變化，妥善處理兩岸關係，是任何執政當局不可迴避的嚴肅課題。 

自我政府開放大陸探親以來，兩岸關係逐漸形成由三個層面構築而成的「三明治結構」，並蓄積能量。最外層是美中台三邊的大戰略架構，最底層是兩岸經濟、產業、社會、文教的民間層面交流，核心是兩岸官方關係。 

過去的四十多年來，美中台三邊一直維持相對穩定均衡的態勢。而三邊的任兩邊都保有尚稱穩定的關係。兩岸官方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原則下，依循在憲法與「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架構下穩定發展；兩岸民間在經貿、文化的密切交流下，不僅相對和諧，也成為兩岸溝通對話的基本管道，更成為兩岸關係的堅實基礎。過去數十年來，兩岸雖偶有波折，但基本上三個層面都維持穩定態勢。 

2014年爆發的太陽花學運，可說是兩岸關係重大的轉折點。自此之後，兩岸敵意螺旋不斷上升，迄今未見緩和；尤其美國川普總統上台徹底改變了美中關係，美中台三角關係產生了重大的位移；最重要的兩岸官方關係與對話管道全面中斷，近期香港、澳門駐台辦事處暫停運作，小三通也因雙方歧見未能恢復，對於兩岸日益低盪的關係無疑雪上加霜。兩岸關係在三個層面可謂全面潰散，也徹底對兩岸關係的內涵產生質變。 

拜登總統上任後，美日峰會、美韓峰會，到G7高峰會都提到了台灣，對於台灣海峽的安全表達宣示。或有論者認為在各民主國家的串連下，台灣安全無虞，但要留意的是在上述峰會都提到鼓勵兩岸進行對話，和平解決問題的重要性。雖然在大陸「維穩」態勢下，兩岸並無立即軍事衝突風險，但隨著明年即將到來的中共二十大，兩岸情勢勢必更加嚴峻。台灣當務之急，除了應持續提高警覺，並保持憂患意識外，更重要的，是盡速恢復兩岸對話以避免任何可能的誤判。相信絕大部分民眾都同意：兵兇戰危，唯有和平才是兩岸民眾共同的企盼，也是最大的公約數。因此，兩岸政府都應窮盡一切努力，維繫穩定和平的台海關係。 

兩岸對話是否應預設前提？抑或兩岸是否需要新的對話共識？無論從歷史脈絡，亦或國際情勢，甚至兩岸內部氛圍，要回答這些問題，並非一朝一夕，也並非一蹴可幾。但如上所述，在經貿高度互賴的基礎上，兩岸並非沒有對話的基礎，也並非沒有對話的管道。因此，我們認為，要中止兩岸敵意螺旋的方式，應從善意的釋放與累積開始；以台灣來說，小至對COVID-19中文名稱的命名，大至兩岸關係的定位或歷史的詮釋，都應避免過度的詮釋或可能的污名化，甚至是惡意的扭曲。我們相信，唯有善意的累積，兩岸才能對話；而也唯有真誠的對話，兩岸才能交流。而在彼此不斷交流過程中，兩岸才能逐漸相互理解，進而求同存異。 

「水窮之處待雲起，危涯旁側覓坦途」；無論再有怎樣的歧異，兩岸絕對不該兵戎相見。因此，如何重建兩岸對話管道、確保台海的和平穩定，需要的是政府與民間共同努力。 

產業界的九大建議 

在今年工總白皮書，針對上述面臨的情境，以及產業關切事項，本會蒐集產業各公會、智庫與個別產業的建議，並從產業發展、環境能源、兩岸與國際等八個篇章逐項闡述，在此提出下列九項重要議題，期望政府正視並參採產業意見，並納入政策制定參考依據。 

一、協助產業度過疫情難關 

新冠疫情自去年爆發以來，已延燒一年半，對於產業生存與營運帶來嚴峻考驗。儘管過去一年，台灣製造業多數仍能正常運作，包括全球關注的半導體產業在缺水斷電的情況下，仍能創造不錯的佳績，並維持經濟正成長。今年五月疫情爆發，不只服務業受到立即衝擊，關乎台灣出口及經濟表現的製造業，也因多家廠商外籍移工群聚感染，並擴散至各產業，引起各界憂心，一旦製造業無法正常運作，對於台灣經濟命脈將是不可承受之重，許多在地中小企業的營運更是岌岌可危。 

疫情阻斷全球人流物流的正常運作軌道，通貨膨脹也隱然成形，對於許多在地中小企業的營運更是雪上加霜，後續效應不容小覷。本會在5月下旬對產業進行「國內本土新冠疫情對產業影響調查」，調查顯示，有六成以上的廠商反映「訂單減少」與「獲利減少」，五成七的廠商反映「員工無法正常上班」，半數廠商表示受到「缺料」影響，由於疫情不確定性增加，是否造成出口反轉向下，須持續觀察留意。在希望政府協助事項方面，有七成以上的廠商期望政府在「增加疫苗施打」、「營業稅減免」及「員工薪資補帖」等項目加速進行，給予產業必要的協助。 

值得注意的是，在「增加疫苗施打」一項有高達75%受訪產業認為迫切需要，且表達強烈意願，成為各產業類別的高度共識，是渡過此波疫情最重要的措施，「讓企業活下去」是當務之急。因為紓困僅能一時救急，惟有提高疫苗施打覆蓋率，才是早日控制疫情，讓經濟活動早日恢復正常的唯一方法，所以施打疫苗在排序比紓困更為重要。 

儘管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的「企業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持續營運指引」，期望能降低疫情對企業之衝擊，但其內容多著重於防疫庶務上，但產業界對此次疫情蔓延深感憂心，更關注疫苗短缺、施打率不足的問題。在疫情不斷變種下，大多數受訪企業都希望政府增加經WHO認證的莫德納、輝瑞、AZ疫苗的購買數量，讓人民有選擇疫苗的權力，因為這才能解除客戶端對工班人員健康疑慮，以維持產業正常營運，尤其應將具有戰略性產業的生產廠商與重要業務工作人員列入優先施打疫苗的對象群，以確保產業之安全。 

為改善國內進口疫苗不足，影響提高疫苗施打率問題，政府對於熱心的企業和宗教團體計畫大量進口疫苗捐贈給政府一節，政府應當以積極態度予以協助，希望在短期內能大量增加疫苗進口，以滿足國內防疫需求。 

又我國政府疫苗採購現規劃預算約新台幣340億元，共約可採購4,500萬劑疫苗，剛好完成每人兩劑施打之目標，但因目前國際疫苗供不應求，如果政府能夠增編疫苗採購預算至新台幣600至700億元，除有助於提升疫苗覆蓋率，避免疫情再度復發，亦能避免擴編更多預算紓困造成財政惡化，以及防止經濟成長率下滑的功效。主計總處預估明年經濟成長率為5.46％，GDP約為新台幣21.3兆元，若因為疫情加重導致經濟成長率下滑1％，比起擴增疫苗預算，將付出更為可觀的社會成本，並造成經濟巨大損失。 

至於未來幾年間，有鑑於COVID-19變種病毒有可能會持績增加，毒性也會持續增強，務必年年寬列購買疫苗預算，俾能在第一時間搶購到WHO認證的第二、三、四代國際疫苗，提供國人如期施打、提高疫苗覆蓋率，讓各行各業能夠正常運作，國人可以自在生活。 

全球情勢劇烈轉變，貨櫃難覓、移工短缺、原物料高漲、疫苗施打數量不足、紓困規模不足，對於以中小企業為主的產業體系，是嚴峻的生存挑戰，亟需政府重視與協助，讓台商回台投資效益可以持續。建議政府應充分了解產業的心聲，提出更具前瞻性的解決方案，營造良好經營環境。除加速疫苗施打普及率，並對製造業提出完整紓困規劃，讓產業能度過此次難關。 

二、均衡產業結構 

近兩年我國出口表現優異，尤其資通訊產品出口大幅增長，對於我國經濟發展功不可沒。但我國產業結構在電子資通訊產業愈趨集中，半導體更是重要生存命脈，產業發展更為失衡，對於人才、資源。包括機械業在內的傳產業以及中小企業，在此次疫情受到許多衝擊，如何恢復成長動能並且轉型升級，需要更多的調研與協助。但在政府推動的六大核心產業無論資訊及數位產業、半導體產業，皆為近來表現良好的產業，但像是原先在五加二創新產業的機械業，或是受到嚴重衝擊的傳統產業等，在政府相關產業政策中並未能有明確政策與資源對接，恐讓產業結構更加失衡。 

傳產業除面臨經營模式調整外、年輕一代不願意接班，以及人才缺乏也是一大問題，協助傳統產業、中小企業振興並轉型，跨界整合與合作，該是政府現階段重要的產業政策重點之一。政府應在六大核心產業推動時強化對於傳產業轉型的輔導措施，協助傳統產業、中小企業的跨界整合，並融入高科技產業鏈中。讓整體的產業架構更為均衡完整。 

事實上，傳統產業與高科技業並非涇渭分明，例如以半導體而言，所需的化學氣體、設備等，都與傳統產業產生連動，間接推升傳統產業高值化。政府推動六大核心產業，對於傳產業著墨甚少，在推動高科技業發展的同時，須利用政策工具協助傳統產業調整產品結構，協助傳統產業轉型升級，藉由高科技業帶動傳統產業發展，在高科技業與傳統產業間尋求平衡點，讓台灣的產業結構更為多元。 

建議政府可從資通訊產業優勢角度切入，增強投入資通訊技術的跨領域垂直應用之研發，促成跨業合作共建新生態體系，並強化如人工智慧、物聯網、通訊、晶片與資安等技術基盤，向上結合於製造、醫療、交通與生活的各種應用，讓資通訊的優勢帶動整體產業創新與均衡發展。此外，數位轉型已成為產業經濟提升之要務，經濟部應更強化企業人才的招募及再教育體系之建構，落實科技創新與經營管理能力培育，進而提升傳統產業競爭力。 

另外要提醒的是，台灣無論是高科技產品或是一般民生用品，許多產品需仰賴國外材料，面對循環經濟與下世代化合物半導體新興發展契機，台灣需積極掌握新材料自主性，助益優化產業附加價值。台灣傳統產業也應發展材料科技並將其視為產品高值化、厚實競爭力的重要發展策略，並掌握材料科技智財專利，推動商品化，推升產業國產化並讓傳統產業能納入高科技產業生態系發展之中。行政部門可思考藉由推動石化、金屬等產業轉型，從過往大宗物資之原物料提供轉向新興產業與永續發展所需核心技術與材料發展，並制定適合之進出口稅賦，以支持核心技術國產化發展，確保傳統產業在產品結構朝向多元化發展。 

三、擴大基礎建設規模 

今年年初，缺水斷電、太魯閣號交通事故等一連串重大事件再度喚起全民對於軟硬體基礎建設品質與公共風險控管的重視。對於完善台灣軟硬體基礎設施，產業界有相當大的期待。 

根據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進行的「2021年臺灣企業領袖調查報告」顯示，有66%的受訪企業認為「實體及數位基礎建設」是政府首要工作，比五年前的調查增加了25%，躍居第一位。在推動台灣成為亞太製造樞紐的進程中，在完善基礎建設也加重資源分配，並兼顧軟硬體層面的同步推動。 

因為全球晶圓短缺，今年台灣遇到半世紀以來最嚴重的乾旱以及斷電危機，讓全球相當關注。日經新聞網綜合國內能源專家意見，歸因為三十年來未更新的水電基礎建設，並建議台灣需要為電力做未來30年到50年的長遠開發規劃，並且不受政權輪替影響。 

此次西部大旱，但屏東縣水情維持藍燈，有一大原因是利用洪水蓄水地下觀念，從林邊溪引水建立的「大潮州人工湖」，將原本入海的洪水引入滲透至地下含水層，成為可機動抽補的「地下水銀行」，並減緩沿海地區地層下陷與海水入侵、兼具治洪及保水功能，「增源減洪」，預估未來地下水補注量可增加到1.5億噸。屏東縣治水做法參考歐洲地下水人工補注工程以及四川都江堰分流排砂的概念設計施工，也引起西部缺水縣市探詢是否可以推廣運用，此一案例以新思維發想並推動，可供政府規劃基礎建設時進行參考。 

再生能源占國家能源供應的配比目標達20%後，儲能系統成為維護供電品質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目前我國正處於興建儲能設備的階段，然而幾乎主要設備都是由國外設備廠商得標，此將造成電網穩定因素，同時過度依賴國外廠商，本土技術也無法升級；而目前儲能設施設置容量及進度仍無法與太陽光電擴建進度匹配，嚴重影響供電系統穩定性。建議應加快儲能設施設置容量及進度，並提高國內廠商參與比例，以維護能源品質及穩定與安全。 

而4月初太魯閣號不幸發生重大交通事故，也引發各界對於我國建設「重硬體、輕軟體」的改善聲浪。我國在前瞻基礎建設規劃以8年時間投入總經費8,824億9,000萬元的特別預算，在軌道建設也涵蓋4,241.33億，硬體成效包括鐵路立體化或捷運等皆有目共睹，但鐵道運輸若不能保障民眾乘車安全，公共建設頓時失去建設初衷；又水資源建設，若只是補助親水環境美化工程，而非致力於解決水資源開發等關乎民生的核心議題，都與民意期待存有相當大的落差。 

我們認為，在國民人均GDP達到3萬美金的時刻，前瞻基礎建設更應為台灣高品質生活所打造，並與政府各項願景產生連動。在前瞻基礎建設架構下，檢視與政府各項政策推動是否能夠勾稽，達到國家政策設定目標。例如軌道建設目的應是鼓勵綠色運輸，大眾多搭乘交通工具，就應同時提出抑制燃油機車等移動汙染源成長的對應措施，避免各單位計畫目標相互矛盾之情況發生。 

此外，台灣愈來愈高溫炎熱的氣候讓生存環境更加惡化，前瞻基礎建設有八大主軸，其中也包括「促進環境永續之綠能建設」，但皆為風力發電、太陽光電、綠能科學城等能源建設，攸關人民生活品質的都市降溫、海綿城市等改善生活環境的解決方案卻甚少著墨，建議政府在推動基礎建設、促進經濟發展之餘，應從改善居民的生活環境著眼，良好的生活品質也是吸引外國人才來台的重要誘因之一。 

四、從「碳中和」路徑發展綠色經濟 

歐盟2019年宣布「歐洲綠色政綱」，提出2050年達到排碳增減相抵的「碳中和」目標，並祭出碳關稅措施，促使全球供應鏈一齊行動。減碳排、課關稅，成為國際克服氣候變遷的重要手段。 

截至2021年5月，已有超過132個國家宣示或規劃在2050年達到淨零排放，並已提出法規、政策引導產業結構轉型。此外，全球已超過300家企業倡議在2050年以前達成100%使用再生電力，參與者包含Apple、Google、及Facebook等重要國際科技巨擘。我國經濟命脈是出口貿易，並與國際供應鏈高度連結，對於及早因應與布局已刻不容緩。我國如欲在2050年達到碳中和的目標，建議從三個層面著手︰ 

(一)健全政策法規 

除了經濟考量外，美國拜登總統將氣候變遷定位為國安問題及外交問題，英國與歐盟均制定跨部會的氣候法規，我國2015年制定的「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局限於對於溫室氣體的管理，不足以因應當前與氣候變遷相關的「減量」與「調適」等廣泛問題。當務之急在於以制定具宏觀視野的新氣候法案，或大幅翻修現行法規的方式，宣示明確的氣候政策及具體作為，對外展現我國與國際社會同步關注氣候變遷議題，對內闡明政策指標，引導產業轉型方向，以利企業配合進行結構調整及中長期投資轉型布局。法規內容應包括減碳目標、路徑期程、部會權責、碳定價制度、稅(費)用途、管理及執行方式、低碳技術、獎勵誘因、政府民間合作模式、諮詢機制等項目。 

(二)完善碳定價機制 

國際間利用碳定價來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做法已經行之有年且蔚成風氣，我國「溫管法」雖已施行多年，但迄未真正落實，對於溫室氣體排放的總量管制亦乏成效。面對國際淨零碳排放趨勢、歐盟碳邊境調整措施及國際大廠供應鏈減碳要求，我國如果沒有對應的碳排放管制措施，未來產品出口至主要市場，除了邊境碳稅的顧慮外，一旦因產品碳足跡過高被排除於全球供應鏈之外，後果堪慮。研議中的碳定價機制，不論採取碳稅或是排放權交易制度，均必須符合主流國家的做法，制定可與國際碳排放管制對接的定價機制與配套措施，例如開放國際認可的自願性碳權額度，俾使企業的減碳成效及抵換額度皆獲得承認，避免遭受內外雙重課徵。 

(三)輔導獎勵措施 

因應氣候變遷除了「減量」外，「調適」亦是另一重點。經濟的低碳轉型涉及能源、產業、交通、住商、農業等廣泛層面的問題，政府如何鼓勵及輔導企業從事低碳的營運模式及製程轉型，除資金需求、技術引進、低碳製程研發外，亦涉及綠色金融及公司治理層面有關氣候財務風險管理準則（如TCFD) 等法遵問題，亟需政府提供轉型教育、技術輔導、租稅獎勵、資金優惠等協助。當前主要國家的後疫病時期經濟復甦計畫，例如歐盟的「歐洲綠政」，或是美國的擴大公共建設計畫，有很大比例的預算係用於零碳轉型、清潔能源的投資、低碳技術研發及就業創造。我政府似宜參考這些做法，將零碳轉型充分併入後疫病時期的經濟復甦計畫。 

綜上，在公共政策部分，能源部門應積極轉型，甚至整體產業結構、社會生活習慣都須進行規劃與改變。例如能源部門必須加速發展再生能源、交通部門必須建置綠色交通、住商部門必須規範淨零耗能建築及產業朝低碳轉型與升級，達到低碳社會。同時政府應提出淨零碳排之永續發展政策與目標，並積極檢視調整相關法規，提出新的治理架構，以因應國際零碳排放的趨勢與要求。 

在協助企業減碳排部分，政府應輔導產業綠色生產，運用法規與誘因工具，鼓勵使用與設置再生能源，降低產品碳足跡；透過碳定價機制，消弭與其他國家碳管制落差，以強化產業碳風險因應能力。政府應儘快協助產業提升能源效率、研擬因應國際碳關稅衝擊策略、發展永續能源及固碳、負碳技術。 

我國尚未建立碳排總量管制、碳交易機制與碳費定價等機制，面對國際淨零排放趨勢，實施碳關稅及國際大廠供應鏈減碳要求，為避免國內產業遭內外雙重課徵，環保署應儘速制定公平合理的機制，鼓勵業者持續投入減碳工作，並研擬可與國際碳交易對接的碳定價政策與配套措施，以降低產業衝擊。徵收碳費前，須審慎評估對產業的影響，務必有完整配套措施，並符合環境有效、成本有效及公平之原則。 

政府鼓勵企業投資於減碳等環保製程之產業轉型時，亦應在籌資面，增加對於綠色金融及綠色債券等鼓勵措施，以提高銀行及投資機構參與，包括加速推動綠色信用評等融資制度，落實綠色投資的低利貸款；對於企業投資於減碳、防治污染、節約能源等環保製程改善成本，應於法令明定租稅優惠項目及申請方法等具體條款；革除相關障礙，明確鼓勵CCS、CCUS、生質能源、氫能及負碳科技研發，使企業得以適用並有所依據，以鼓勵企業加速轉型。 

在政府組織方面，為達到我國溫室氣體減量與管理的目標，唯有提高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機關層級，納入更多業務有關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才能明確權責。因此，行政院應設置中央氣候變遷因應會報，指揮、協調中央主管機關與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研議及檢討溫室氣體減?與氣候變遷調適之分工與整合相關事宜。同時也建議，在WTO及APEC等國際經貿場域，我國應與各會員國就推動碳中和具體路徑與做法進行交流與合作。 

政府在五加二產業計畫中的「循環經濟」計畫，以循環產業化、產業循環化為推動主軸，並包括推動綠色消費與交易、促進能資源整合與產業共生等作法，期盼在循環經濟上，包括綠色消費與交易制度建立、回收循環體系強化、輔導建立循環材料之應用機制、加速制定以再生材料為原料的相關標準與規範。我國在推動六大核心產業戰略時，更應同步注重循環經濟與綠色產業的推動，達到永續發展的目標。 

五、確保穩定供電 

今年5月兩次無預警停電已讓國人對政府能穩定供電產生重大疑慮，更有產業反映近來遇到多次停電，造成產業損失。 

此次在興達電廠事故造成全台分區停電，原期待日月潭下游的大觀與明潭兩座水力發電廠適時進行支援，但因適逢大旱，面對發電與儲水的兩難，讓各界驚覺在氣候變遷下整體能源結構更加脆弱，電力供給已更加捉襟見肘。 

經濟部檢討5天內發生兩次分區停電的主要原因，包括匯流排故障屬人為疏失、用電預測失準、多部機組大修以及再生能源發電不如預期等多個因素，政府應務實檢討頻繁發生分區停電的原因與對策，尤其2021年台灣第1季經濟成長率高達8.16%，用電需求勢必持續成長，加上台商返鄉投資的電力需求持續增加，未來電力需求缺口只會更加擴大。 

從能源結構來看，我國能源政策是以「展綠、增氣、減煤、非核」之潔淨發電配比為方向，預計在2025年達成燃煤30%、燃氣50%、再生能源20%之目標，但檢視2019年發電結構燃煤占比46.11%、燃氣占比33.23%、燃油占比2.1%、抽蓄水力占比1.17%、核能占比11.79%、再生能源占比5.6%，顯然與目標有相當大的落差，尤其檢視太陽光電與風力發電的開發進度，再生能源是否可以如期到位將備受考驗。 

因此，建議政府能源政策應有更長遠的規劃，不應僅將目標局限於確保2025年供電無虞，必須重新檢討我國能源政策，不論是燃煤、燃氣、再生能源，還是核能，應規劃最適切的能源發電結構。政府更應檢討2025非核家園的能源配比是否與國際上碳中和的目標有所牴觸，核能雖非再生能源(Renewable Energy)，但卻被歸類為潔淨能源(Clean Energy)，對於減碳能達到相當大的作用。在安全無虞前提下，建議將零排碳的核電，作為基載能源選項，採行「備而不用」的策略，增加電力調度彈性。 

另一個隱憂則是台灣為獨立電網，當不?定的再生能源供電占比過高時，勢必無法如歐陸國家由鄰近電網調節，維持電網供需的穩定度。國內應比照歐盟規範設置再生能源上限的標準，並且動態檢討與掌握再生能源執行進度，確保電力穩定供應，以及加快儲能設施的設置容量及進度，才能增加供電調度與系統穩定度。 

為避免大停電的情況一再發生，須重新擬定電源調度方案，找到符合能源配比的最佳調度方式。因此，建議加強分散式的電網管理並建立大型儲能系統，才能快速提升調頻備轉能力，確保供電穩定；也呼籲政府就台電的電力調度、防呆措施、應變能力、歲修排程、電廠管理等機制徹底檢討，立即提出改善方案。 

六、「親美睦中」應是我國對外關係主軸 

台美關係近年空前友好，在經貿往來、防疫合作皆有良好成果，在全球視為戰略的半導體產業，美國無論在技術、市場等多數層面都呈現領先優勢。美國白宮也在4月針對全球晶片短缺問題，召開半導體和供應鏈韌性執行長高峰會，期待全球半導體產業能建立更安全穩定的供應鏈體系。 

台灣在半導體產業鏈具有優良的製程技術，以及上、中、下游高度整合的優勢，美國則在技術、專利、設備等具有優勢，在強化本土技術與產品開發能力的大方向下如何與在半導體產業有優勢的國家合作，需要擬定完整的架構，尤其是美國，應建構常態性的台美半導體產業合作平台，使台美雙方能夠在基礎研究、應用研究等領域加強合作，建立屬於台灣的化合物半導體(第三代半導體)核心技術，提升我國先進技術的能量，在下一代半導體時代創造更高附加價值生態鏈，在半導體領域保持領先地位。 

儘管中國大陸現今仍為我國最大出口國，但自2014年以來，美國便超越中國大陸成為我第一大外銷訂單來源國，顯見美國在終端產品消費市場的重要地位以及美中台三角貿易與供應鏈的高度連結。在過去全球供應鏈分工體系之下，在產品類別台灣集中發展資通訊、電子產品，並著重於上游的標準化代工產品，兩岸ECFA早收清單更是鞏固強化包含石化、機械、汽車零組件、紡織等以中上游產業結構，但也更難以掌握終端市場的行銷通路與消費模式，無論從產品出口比重、出口市場與經營層面檢視，台灣產業仍有相當大的調整空間，美國則是台灣提振未來經濟與調整產業結構最重要的一塊拼圖。 

我們非常高興看到，中斷5年的台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IFA)於今年6月重啟會談，不僅就雙方關切的傳統經貿領域討論，也切入供應鏈合作、疫苗流通與環境等新議題，對於深化台美經貿產業等各項議題合作有相當正面的意義。尤其政府推動六大核心戰略產業計畫，期望引導產業轉型升級並朝亞洲高階製造中心邁進，但包括國防、生技等產業所具備的關鍵高端技術都需借重與美國產業的深化連結以及緊密合作，才有可能更上層樓。 

因此，台美TIFA的定位以及未來發展方向更形重要，除了象徵意義與貿易障礙問題外，包括在此架構下建立具有實質功能平台，將簽訂台美BTA列為長期目標，並推動對台輸美產品降稅，都是政府該努力推動的方向。推動台美BTA簽訂，可使台商回台投資效益更具目標性，並能促進產業結構更為均衡，強化終端產品的生產，藉此補強我國在中上下游產品的完整性；並讓非電子產業與美國市場進一步連結，對於產業結構的多元性以及人才培育、技術取得，都能有開創性的布局方式。 

近年來我國對大陸投資金額及件數下滑，但上市公司在中國大陸的收益卻持續創新高。根據中華徵信所統計，2011至2015年上市公司認列大陸投資收益合計9,688億元，但2016年是上市公司認列大陸投資收益急速增長的時點，2016至2020年認列大陸投資收益則高達1兆8,037億元，較2011至2015年大幅成長了86.18%，而2020年則突破4,000億元新台幣大關，續創4,746億元的歷史新高。台企在大陸經營邁入豐收期，與一般認為在大陸經營獲利遞減的印象背道而馳，我國必須正視在中國大陸的龐大收益對上市公司獲利的重要貢獻。 

中國大陸的製造成本持續上升，我國上市公司獲利高速增長並非由人口紅利所帶動，而是受惠於中國大陸快速轉型利益；事實上，在2010年開始，中國大陸占我整體對外投資占比達到最高峰後，就逐年下降，轉向東協地區及台灣投資，但並無動搖上市公司在中國大陸獲利基礎。而這也是自美中貿易戰至新冠疫情爆發等不利情況下，台灣對中國大陸出口比重不降反升的重要原因之一。 

兩岸關係隨著全球情勢轉移，面臨前所未有的轉折變局。尤其兩岸經貿是兩岸關係中的重中之重，在新局勢下台灣不僅要避免誤判形勢，更需要擬定全新的對策應對。我們也建議，政府與台商須建立更緊密連結與有系統對話管道，讓台商觀點能成為兩岸經貿政策的重要制定依據。 

對於中國大陸，我們建議利用多元途徑進行對話，增進兩岸善意，並且鼓勵兩岸智庫交流，創造「二軌」對話可能。在兩岸官方停止交流的此刻，任何形式的交流溝通，都能為消極避免誤判，乃至積極為兩岸創造有利的對話奠定基礎。 

在2004年到2008年，兩岸關係緊繃時刻，由美國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主辦，在美國召開了12次美中台三邊兩岸對話，在美國政府與智庫從旁協助，由各政黨指派人選，會議中美中台三方各言爾志，或可做為突破現有僵局的溝通模式參考依據。 

美中兩國對我產業發展具有關鍵影響，與美中同時保有互動，繼續對話，才能為台灣爭取到最大利益，摒除政治變化對產業發展的不利因素。 

七、強化在全球供應鏈上的多元布局 

根據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PwC) 進行的「2021臺灣企業領袖調查」，中美仍為台灣企業領袖看重的前兩大市場，但重要性已持續降低。十年間，中國大陸重要性從90%降低到60%，美國也從最高峰的73%降低到54%，但中美兩國對我產業重要性仍然大幅領先其他國家及地區，在地緣政治風險下，企業領袖希望降低對中美兩國倚賴度，避免過度集中的風險。疫情帶來的邊境封鎖、醫療物資的爭奪，更加速走向去全球化(Deglobalisation)，供應鏈重組與短鏈生產也持續推進中，台灣產業也需不斷尋找市場與生產基地應對新的局勢。 

調查也顯示，台灣企業領袖認為重要市場的三到五名依序為日本(25%)、越南(15%)與德國(9%)，越南也比去年下降5%，原因是越南產業聚落已具規模，轉而尋求更多元的生產基地；泰國、韓國與馬來西亞重要性皆較兩年前提升。在全球局勢不斷變動下，台商的國際布局選擇也快速滾動，且更為分散，期望在美中對立下有更多元的選擇。 

在RCEP形成後，東亞地區的供應鏈合作將更為緊密，例如汽車業上游零件供應商來自東北亞，並連結到東協、南亞等地的產業合作夥伴共同生產，台灣雖非RCEP的成員，但在亞太供應鏈的位置以及車輛零組件的優勢，具有串接上中下游產業與整合的角色。在產業領域上，推動產業與跨國企業在技術、設備、材料及市場等領域建立策略性合作聯盟，強化整合產業生態系；在市場領域，由政府與產業共同推動與上下游夥伴國家搭建產業合作的制度或機制，促使雙方產業合作能夠緊密順暢，形成以台灣為樞紐中心，串聯全球重要工業夥伴的「珍珠串鍊」合作模式。 

具體作法上，政府應強化與日韓等東北亞國家在高科技產業上的技術合作，鼓勵企業以併購或是相互設廠的方式協助產業取得關鍵技術與零組件。此外，美國基礎建設的商機，與美日歐半導體產業的合作架構，都是可以研議的產業合作模式，或是在供應鏈深化合作的切入點。 

八、協助中小企業強化競爭力 

近兩年我國出口表現優異，但我國產業結構在電子資通訊產業愈趨集中，產業發展更為失衡。包括機械業在內的傳產業以及中小企業，在此次疫情受到許多衝擊，也使失業率屢創新高，令人感到憂心。 

現在全球疫情仍未緩和，對世界經濟影響空前嚴重，並可能持續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台灣中小企業受疫情的影響非常大，後續造成的企業歇業潮不容忽視。政府推行多項紓困措施，包括提供利息補貼、延長貸款期限等，可暫時解決中小企業的燃眉之急，但仍應從長期著眼，協助中小企業進行轉型，強化市場開拓。 

中小企業面對全球內外環境快速變化，需要長期關注與規劃具有前瞻的促進政策，制定符合中小企業需求導向之輔導措施，進而營造優質中小企業經營環境。在海外拓展方面，政府應促成中小企業以「群聚」方式與國際市場對接。可由政府引導，大廠帶小廠的方式，協助中小企業建立海外生產基地，同時成立行銷、倉儲基地，以利在海外突破行銷障礙。 

在數位轉型方面，協助產業導入智慧生產，尤其是協助中小企業之產銷、資訊能力與數位轉型能力，強化應用IT互聯網技術，提供生產、採購、商流等共享服務，促進中小企業與國內外大型企業的緊密合作，開拓商機。 

九、建立友善的企業經營環境 

台灣在美中貿易戰與疫情下，展現產業的堅強實力，外資與台商創造了近年來最大的投資潮。產業界長期面臨五缺問題，但無法在短時間內解決，除了在關乎產業界發展的基礎建設投入資源外，應同時修正不合時宜的法規，輕稅簡政，建立友善的企業經營環境。 

另外，台灣因長期匯集的反商氣氛，從耗水費、碳費，甚至海洋汙染防制費等之課徵來看，對於大多數根留台灣且面臨原物料上漲的業者並不公允。 

以耗水費為例，目前工業用水僅占全部用水的9.5％，「用水大的不代表是耗水」，如果耗水費僅針對占比極低的工業用水戶課徵，顯有失公允，並對節約用水效果有限；而碳費課徵也有同樣的情形，環保署刻正研議修正「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依其徵收之規劃顯示，徵收對象僅針對製造業及電力業徵收碳費，未包含所有產業，且同一產業中也只有年排放量超過2.5萬公噸的業者才須繳交碳費，顯然不符合公平原則。此外，目前淨零排放路徑選項不多的情況下，除了造成業者推動成本增加之外，若業者無實質減碳僅選擇繳交碳費，實無益於達成減碳績效。 

我國環評制度除了繁雜的行政作業外，審查時間冗長最為人詬病，許多開發單位的環評案件，都受到泛政治化杯葛與非理性抗爭，造成重大投資案延宕。台灣正面對經濟轉型挑戰，應健全環境影響評估制度，調整現有環評委員掌握環評與投資案否決權的制度，避免過度嚴苛的審查；同時行政院出面協調大型開發案審查作業，核准權限回歸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另外建議環評委員之組成應納入全國性工商團體之實務專家參與，俾容納更多不同的見解。 

各國近來在數位化、人工智慧與環保綠能等新興領域競相發展，政府應進行更全面的政策調整及法規鬆綁，更積極鼓勵企業大力投資在數位化、創新、研發與留才攬才，以助於國家經濟整體發展。也呼籲政府透過租稅優惠鼓勵企業進行數位化投資及轉型，以保持產業的競爭優勢，建議企業之數位化投資支出適用「產業創新條例」投資抵減之租稅優惠；同時研發、軟硬體及人才培育，均適用產創條例第23條之3未分配盈餘減除優惠，簡化申報減項之程序，以鼓勵企業投入創新。 

近年諸多企業為達環境保護目標，積極投資於減碳排放、降低汙染及資源再利用等製程轉型，建議針對企業投資於環保製程改善之成本，應給予租稅相關優惠，以鼓勵企業加速綠色生產製程；並在籌資面，增加對於綠色金融及綠色債券等鼓勵措施，以提高銀行及投資機構參與，包括對於綠色投資予以低利貸款，應於法令明定租稅優惠項目及申請方法等具體條款，使企業得以適用並有所依據，以鼓勵企業加速轉型。 

此外，為維護產業創新優勢，政府應建構完善的專利交易市場及機制。完善的專利權質押貸款制度，可有效彰顯無形資產作價活化的運用，進而促使企業自主創新成果的智慧財產可有效轉為實質利益，帶來更多商用化及資本化的資產。台灣現階段專利融資誠屬專案試辦性質，在專利評價方法欠缺成熟模式、缺乏公開資料庫與交易市場等情況下，導致評價制度不盡完善，整體機制的精進，仍有待持續地投入資源、推廣與檢討。 

而產業最關切的缺工問題，建議放寬外國勞動力限制，包括開放外國中階技術人力的引進，通盤檢討各業移工核配比例、門檻、在台工作年限等聘僱細節，達到供需平衡之目標。 

小結 

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公布的2021世界競爭力報告，台灣排名第8，較去年上升三名，創2013年以來最佳成績。在經濟表現、政府效能、企業效能與基礎建設等四大項目都有顯著進步，尤其以經濟表現最為突出。 

台灣的經濟表現很大一部分來自於產業的良好表現，尤其半導體產業耕耘60年，藉由科學園區完整的產業鏈與人才配合造就今日的成功，所累積的人才資本、技術經驗與管理模式，讓台灣在半導體產業保有競爭者短期內難以複製的優勢；防疫成績亦然，因為2003年SARS累積的防疫經驗，讓COVID-19疫情第一波來襲時，政府能對輿情勢精準判讀，斷然採取邊境管制、口罩實名制等措施，讓疫情獲得有效控管。任何成功經驗，均絕非僥倖，而是長期資源挹注與努力不懈所造就而成的。政府的任何政策推動都應以長遠目標規劃，避免選舉或是短線操作等情況干擾，方能將上一代留下的資產與優勢擴大並傳承下去。 

台灣今日面對前所未有的變局，再次考驗我們全體的智慧。產業面對的競爭更加劇烈，國際情勢變化更加莫測，生存環境更加惡化，都需要政府與民間共同攜手解決，克服難關，最重要的是以超然的目光審時度勢，尋找對於台灣長期最有利的戰略思考制高點，確保優勢領先，並為下一世代的新經濟、新科技打穩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