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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二十大後台商投資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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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共二十大後的人事變動,可看出,又「紅」又「專」,將是中共未來任用人事的重要標準。而從中共二十大揭示的產業發展論述,可知道,中共認為大陸經濟已發展到一定程度,必須更多注重分配問題。因此,未來中共經濟路線或許會有「左」的特色。總的來說,在「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戰略引導下,專精特新、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的新興戰略性產業、生產性服務業,將是未來台商的重點投資項目。但隨著全球經貿情勢的變化,以及大陸經濟路線的轉向,台商在大陸將面臨全新的挑戰與考驗。

 

文:黃健群

 

 

 

 

繼上(632)期產業雜誌「中共二十大後的產經情勢」刊登後,中共陸續公布重要人事;迄今發布的重要人事包括:原任福建省委書記的尹力,原本被認為會接國務院副總理,但最後確定接任北京市委書記;而原任大陸國務院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的周祖翼,則接任福建省委書記,成為福建的一把手。而由於原任北京市長的陳吉寧接任上海市委書記,曾在大陸國家外匯管理局長期任職的「海歸」派,也是現任北京市委副書記殷勇,則接任了北京市代理市長一職。 

 

此外,近期較值得注意的人事變動,包括前中國駐印度大使孫衛東,接任大陸外交部副部長;郭婷婷和凌激被任命為商務部副部長,凌激兼任國際貿易談判副代表;宣昌能出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董保同被任命為生態環境部副部長、國家核安全局局長。 

 

上一期產業雜誌有提過:為因應美國的科技封鎖與脫鉤,中共二十大政治局委員,除了講忠誠,具有科技專業(例如航天、軍工及環工)、且在國企歷練過,成為相當重要的特色。由近來陸續公布的人事來看,這樣的人事布局思維,將由政治局委員延伸到部委幹部。較引起討論的,是資深的公共衛生專家尹力,成為大陸1949年建政以來第一位醫學博士擔任北京市市委書記。 

 

大陸人事變動之所以高度引發關注,是因為官員的專業背景、歷練,都可能影響未來政策執行。例如有論者指稱:具環工專業的陳吉寧接任大陸經濟重鎮上海市委書記,代表中共對「綠色發展」的重視,在上海投資環保設備或相關產業,應是一個機會;2003年就曾為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侯群)疫情獻策的公衛專家尹力升任政治局委員,代表中共對防疫的重視;此外,由這波公布的人事來看,多為高學歷的專業人士,人行副行長宣昌能甚至是美國金融博士。也就是說,雖然中共人事要到明(2023)年人大、政協兩會才會完全底定,但未來又「紅」又「專」,將是中共任用人事的重要標準。

 

由過去習近平主政的言論與政策來看,一般認為其經濟路線左傾;因而有論者指稱:中共二十大代表鄧小平以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路線,將被「以安全維穩為中心」取代;大陸經濟前景黯淡、發展堪憂。從市場經濟邏輯來看,這樣的評論有其道理。但同時也不應忽視習近平同時強調的「發展為第一要務」、「全面深化改革開放」。也就是說,中共二十大後中國大陸到底要走向何方?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進入中共的世界觀,或許才能更清楚掌握中共想要建構的國家發展全貌。 

 

中共二十大三大經濟路線:戰略意涵及目的 

 

上期「中共二十大後的產經情勢」一文引用工商時報社論提到,習近平新時代社會主義現代化經濟路線有持續宣示深化改革開放、持續強調防止資本無序擴張,以及不斷宣示促成共同富裕等三大重點。 

 

進一步檢視中共論述,歸納出這三大經濟路線的戰略意義和目的,可以和上一節做印證:即中共並沒有放棄所謂的經濟建設,而是其認為經濟發展必須「由上而下」,要在發揮政府調控能力的前提下,讓市場發揮補充作用。通俗一點的說,就是「政府為體、市場為用」。 

 

舉例來說,中共二十大揭櫫的三大經濟路線,首重的改革開放,目的就是為了進一步融入全球化體系;中共二十屆一中就強調:中國大陸開放的大門只會越來越大,且將堅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推動高質量發展。至於經濟路線的第二條防止資本無序擴張,目的是為了確保經濟「脫虛向實」;更深層目的,就是如前所述,要採用類似德國的發展模式。至於三次分配促成共同富裕,從戰略上來看,是要建構一個重發展但更重分配的「中國式現代化」,以突顯有別於美國資本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中共二十大的發展藍圖指向何方?(註1) 

 

然而,有論者質疑:中共要如何在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共同富裕的同時,又能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換言之,如何在一方面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過程,另一方面抑制資本的發展? 

 

作為習近平時期中共意識形態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出:大陸經濟發展在2020年中共宣布人民溫飽基本解決、生活總體達到小康水平後,即準備進入「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新發展階段;這個階段有兩大進程:一是從2021年的「十四五」規劃開始,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二是由2035年到2049年中共第二個百年,建成社會主義強國。 

 

服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共認為,任何事物都是由諸多矛盾構成的複雜有機體系,諸多矛盾中必然有一種矛盾居於支配地位,不但起著主導、決定性作用,甚至影響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這個矛盾就是主要矛盾。

 

中共認為,必須準確認識並把握每個不同歷史階段的主要矛盾,才能化解社會其他矛盾,並推進歷史的前行。 中共認為,1978年以來,大陸社會主要的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簡單講,就是生產力不足;但歷經40多年的改革開放,大陸不但已成為全球製造業大國,還成為經濟總量突破百兆人民幣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共強調,此刻到未來大陸社會面臨的主要矛盾已非生產力不足,而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解決新的矛盾 

 

也就是說,中共認為這個階段要解決的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因此,未來經濟要「重質不重量」;經濟增長要由過去的高速轉為中高速;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則由「促增長」轉為「穩增長」。中共指出,1978年到2019年的41年間,大陸經濟年增速高達9.4%,不但是大陸經濟的高速增長期,也是人類歷史上最長、增長速度最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但2020年開始,大陸將告別6%以上的高速增長,未來經濟將維持在4-6%的中高速區間。 

 

然而,經濟中高速增長並非不是不追求增長,關鍵是要如何「永續」增長。中共二十大報告指出:未來推動高品質發展,關鍵在於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方法則是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主要包括推動揭榜掛帥的新型舉國體制,以突破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問題;以「核心城市群」為概念,推進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成渝雙城經濟圈、海南自貿港等區域的平衡發展;以綠色轉型為主軸,落實「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以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為號召,持續吸引外資。 

 

此外,中共亦強調,未來將持續推動傳統產業升級轉型、加速發展戰略新興產業;在保持世界製造大國前提下,著重實體經濟,培育更多「專精特新」產業,以提高中國製造在全球產業鏈的附加價值。更重要的是,面對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的科技封鎖,一方面大陸將擴大參與全球或區域自貿協定,透過貿易圈的擴大,推動中國管理、中國標準走出去;另一方面,透過「鏈長制」的推進,以及「鏈主型」企業的帶動,引導大陸產業建鏈、補鏈、延鏈、強鏈,以更深入嵌入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防止「脫鉤斷鏈」。 

 

二、以實業為中心的發展道路 

 

也就是說,中共二十大揭示的產業發展論述,頂層思維是如何維護產業安全;中層是如何建構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現代化產業體系;而基底則是以實業為主,產業往高質量發展、增加產業附加價值。 

 

因此,可以這麼說:中共要避免的,是大陸走向純粹自由競爭、反對政府干預的美國市場經濟模式;而想要建構的,則是強調運用社會保障、政府介入等手段,促成更為平等、接近德國的「萊茵發展模式」。亦即,中共認為大陸經濟已發展到一定程度,必須在注重發展的同時,更多注重分配問題。因此,或許中共未來經濟路線會有「左」的特色;但在習近平仍強調「發展是第一要務」前提下,可以預測:大陸仍會維持一定經濟增長以維繫社會穩定;但在脫虛向實戰略下,中共將更多強調以實業為中心的發展道路。如此理解,或許才更能精確描繪中共二十大揭櫫的願景與藍圖。 

 

大陸台商的選擇與投資動向 

 

中共二十大後,無論是人事、經濟路線、產業發展藍圖,都越來越清晰。面對這些變化,大陸台商有怎樣的選擇?或該何去何從? 基本上,台商在大陸的投資,深受國際環境的影響。由於台商主要以代工為主,因此生產基地的選擇受品牌商制約很大。2018年美中貿易戰以來,大陸台商的選擇與動向,一部分受到大陸投資環境影響;一部分受到美中貿易戰等外部環境影響;當然,也有一部分受到兩岸關係影響。面對這些情事的快速變化,大陸台商的抉擇可歸納三類:轉移產能、就地轉型,以及退場轉出。 

 

在轉移產能方面,為規避美中貿易戰、科技戰,同時建構「供應鏈韌性」,一部分大陸台商選擇將轉移產線。資通訊業者主要以台灣作為增加產能比重的地區;而傳產業者主要轉移到東南亞;有部分產業選擇轉移到美國或其他地區。 

 

在就地轉型方面,受到美國課徵關稅、歐美需求下降等因素影響,大陸外貿動能不若以往;因此有以出口為主的大陸台商,開始選擇經營大陸內需市場;且由於東協新興市場具有人口、土地等紅利,因此東南亞國家也成為大陸台商拓銷的重點市場之一。此外,有台商認為,赴其他不熟悉的地區投資不但風險難以評估,開拓新的海外市場亦不容易;因此,選擇就地轉型服務業。 

 

基本上,由於經營的產業不同、企業規模不同、投資地區不同(沿海或內陸),大陸台商所做的選擇會有不同。由於大陸內需仍有一定誘因;加上台商在大陸已形成產業聚落;且穩投資穩就業政策下大陸地方政府勸留、甚或有台商認為大陸投資環境相較仍具有優勢等因素;因此,近年來具規模、有較多資源的大企業,多選擇轉移產能,同時就地轉型。但資源有限、無法選擇轉移產能的中小企業台商,在退場撤出不易情況下,除選擇留下就地轉型,亦有選擇將資產分割變賣給陸廠的情事。 

 

小結:台商在大陸將面臨全新的挑戰與考驗 

 

隨著情勢的轉變,大陸台商挑戰與機會並存:挑戰是投資環境更為嚴峻;機會則是大陸擴內需政策。 

 

規模較大的台商,面對經貿情勢的變化,有足夠資源遷移產線或轉型升級;但資源有限的中小企業台商,則面臨「走也不是、留也不行」的困境。此外,紅色供應鏈的崛起、監管的加強、政策的不確定性等,都造成大陸台商經營的壓力。而兩岸政治關係的緊張,赴陸投資台灣企業由「左右逢源」變成「左右為難」。 

 

但另外一方面,中國大陸「十四五規劃」重點在強化內需市場,未來包括新能源汽車、5G通訊、物聯網等數位經濟,或淨零排放的綠色發展,甚至促進工業技術進步、產業升級和提高生產效率提供保障服務的生產性服務業,都是台商的強項。今年1月生效的RCEP,關稅及原產地規則優惠,及其可能的進一步整合,卻可能形成對大陸台商的市場誘因。 

 

總的來說,中共二十大後,大陸台商的動向將會朝向三個方面:一是加速在地化布局。「雙循環」戰略主要以大陸內需市場為槓桿。因此,對以大陸為主要出口市場的台灣產業來說,除非產品具有不可取代性,否則勢必加速在地化布局。二是將強化在大陸產業群聚。在政策引導下,以幾個核心區域為主的特定產業,將進一步群聚;在大陸的台灣企業也必須隨之調整布局;特別是東南沿海的大陸台商,將可能基於產業型態的轉變,轉移到中西部、各地自貿區(特別是福建、海南);三是大陸台商將面臨更大升級轉型壓力。強調「高質量發展」與「自主創新」的「十四五」產業政策,對大陸台商來說是兩面刃:對具研發能力、擁有高新技術的台商來說,其在大陸發展將獲得更多政府資源及市場機會,但對以從事外貿、傳產為主,或是低附加價值、技術門檻不高的台商來說,將面臨升級轉型,甚或轉移離開的壓力。 

 

總的來說,無論大環境如何變化,台商要完全撤出大陸並不現實。在「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戰略引導下,專精特新、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的新興戰略性產業、生產性服務業,都將是未來台商的重點投資項目。但另外一方面,隨著全球經貿情勢的變化,以及大陸經濟路線的轉向,台商在大陸將面臨全新的挑戰與考驗。(作者為工總大陸事務組組長)

 

註1 本節整理自黃健群,「透視中共二十大的產經發展藍圖」,工商時報名家論壇,2022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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