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部擬將我國的「最低稅負」（即所得基本稅額或Alternative Minimum Tax, AMT）稅率從12%調高到15%，理由是為了保護我國稅基及課稅權不被其他國家搶走，然而我國AMT與全球最低稅負制（即Pillar2或Global Minimum Tax, GMT）存在許多根本性差異，計算稅基及邏輯均不同。 

首先，GMT透過所得涵蓋原則（Income Inclusion Rule）確保台灣可以取得低稅區子公司補充稅之課稅權，AMT卻只是針對台灣企業的基本所得額進行課稅，並沒有辦法達到GMT保障台灣稅源的效果。此外，GMT提供徵稅不足之支出原則（Undertaxed payments rule）避風港機制，於2025年底前若最終母公司所在國法定稅率超過20%，其他子公司無法透過UTPR課徵補充稅，從保障我國稅基的觀點，我國無論有無調高AMT稅率，也不會立即喪失課稅權。 

其次，AMT的稅基是針對我國企業的應稅所得，並加回各種免稅所得；GMT則是針對合併報表內的全球各個企業個體的財務會計淨利潤起計，並根據特定項目進行調整，如內部股息、股權買賣損益和某些暫時性差異等來計算與調整各國的應稅所得，因此有可能AMT不調高，但是台商企業的GMT已達到最低稅率門檻。此外，AMT未如GMT提供實質投資免稅額，可能造成台灣企業額外租稅負擔，例如，從事重大投資的台商大型跨國集團原不受GMT影響，但卻因調高AMT稅率導致多繳稅，影響競爭力。 

再者，GMT訂有適用對象門檻，AMT則沒有，調高AMT稅率將造成中小企業的額外租稅負擔。另外，GMT提供企業過渡性避風港，可於113至115年適用避風港，讓企業有時間調整結構和運營，以符合新規定，AMT缺乏此類過渡性條款，可能導致企業突然面臨重大稅務負擔。 

日前，財政部提出AMT的調高對象可以排除中小企業，但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8條僅授權行政院得視經濟環境訂立在12%至15%間訂定徵收稅率，未授權行政院得視國際租稅環境訂立徵收稅率，且其立法源由係考量經濟情況可能對整體稅收造成影響，而近幾年稅收均為超徵，應無稅收不足之情況，缺乏因經濟環境需調高稅率之合理性。再者，依101年8月8日所得基本稅額條例修訂之立法理由，該條例主要是希望全體營利事業之所得稅負漸趨一致，期符合量能課稅及公平正義原則，若針對不同規模之營利事業訂立不同最低稅負稅率，將與立法理由相左。儘管過去曾有針對不同規模企業訂立不同稅率之情事，但此涉及修法，不得以行政命令調整之。更何況台灣產業上下游具高度關聯特性，AMT調高造成的稅負成本最終仍可能由中小企業承擔，造成包含中小企業之整體產業企業成本大幅提高。 

觀察國際慣例，歐盟及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已相繼直接以專法導入GMT，建議我國也應直接導入GMT能有效確保我國應有之課稅權，且GMT有實質投資免稅額規定，更能鼓勵業者在我國加大投資、聘僱更多人才。